LuoYanFeng

关于西安事变中“杀蒋”一事的辩论(二)

铁流(梁.峡.之.叶) [163897:12918], 11:20:22 12/04/2015:

你的第一个认识,事变发生后第一不是追查真相而是阻止杀蒋,完全是错误的,是在用后来历史事件的结论,倒推当时的细节。试想,当事变突起,蒋生死不明,甚至是否真正被捉,都需要查证的的情况下,何来确定“阻止杀蒋”这一应对事变决策的依据?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你这里的错误认识在于,用事变解决之后的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形势去倒推事变发生前苏联对蒋地位的认可。事实上,苏联(包括其他列强)在西安事变前,从来都没有把蒋本人视为中国唯一的控制人物,而只是视为各派力量中最大的一派而已。而蒋本人作为中国的抗日领袖地位,则是西安事变之后才有的,之前的蒋是在日本与各列强(包括苏联)之间骑墙,不但没有表现出其对日抵抗的决心和能力,甚至整合中国各派军阀的能力都让人怀疑。所以,包括苏联在内的与日本有利害冲突的各列强,在西安事变前,都没有对蒋的全力支持,都在周旋之中进行观望和选择。这其中,苏联支持盛世才就是最明显的一例。如果苏联在西安事变前就能把蒋视为能保证中国相对强大相对统一、牵制日本的唯一力量,还支持盛世才干什么?不但是支持盛世才,苏联与冯玉祥都在眉来眼去。
同样道理,国民党政府当时与苏联的谈判,本来就是老蒋主动去寻求苏联支持的,而苏联在西安事变前对这个谈判的态度十分强硬,蒋方提出在孙越宣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文件)基础上修复中苏关系,苏联都断然拒绝。36年西安事变前的谈判中,蒋方提出可以不要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带有军事援助性质,是蒋争取苏联支持他的最重要目标),只要相互友好积极援助的条约即可,但苏联还是拒绝!甚至蒋都主动派人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王明)接触、主动与中共开始秘密谈判(潘汉年),苏联都不为所动!为什么苏联会这样?就在于苏联对蒋,这时并不视为有能力整合中国各派力量的唯一领袖人物,还在观察中国各派力量对比的演变。
所以,当西安事变突发,蒋生死不明时,苏联根本无从做出只有蒋活着才能和平解决事变的判断。苏联做出的首要决策,首先就是不支持张学良(这与苏联不信任张学良密切相关),不能因张与中共的关系而影响到苏联,其次是不扩大中国的内战。只有这样两个基本前提能保证的情况下,苏联才可能考虑蒋本人是否还能起政治作用。那么蒋本人的作用是如何显现出来的呢?是南京方面两派博弈(何应钦等亲日派与宋氏家族英美派)之后,两派谁也压不倒谁这种态势形成之后,蒋作为南京两派共同认可的领袖人物,其政治作用才显现出来。而事变突发的前几天(特别是12、13两日),南京内部还在打架,苏联如何做出决断?
所以,你的论断等于又是一个结论先行:先预设只有蒋活着,才能如何如何这样一个结论,再去倒推事变之初的各方意图。须知这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才能得出的结论,而不是在事变突发的前一两天之内,因为这前几天内,不但南京两大派态度难定,中国其他各派(阎李刘韩宋等实力军阀)也都态度不明,都在观望。两三天之后,南京两派态势明朗了:何派军事讨伐,但何的军事力量不能压制宋派的和平解决,同样宋派的政治解决也不能左右何派的军事讨伐,这样的条件下,蒋本人的政治作用才能重新浮出水面。试想,何应钦若在事变第二天就用其军事力量控制了南京,压制住了宋派,蒋是否活着还有多少作用呢?这时的蒋,是张杨手中的俘虏,蒋在西安说什么,何都可以说是出自张杨的授意。张杨会放蒋么?不可能!因为如果何控制了南京压制了宋派,蒋的政治根基就完全没有了,何就成了黄埔系的新领袖了!若此时张杨放蒋,蒋就又会成为何应钦手中的俘虏了。无论蒋还是其他人,都是作为一派政治势力的代表存在于历史之中,而不是作为一个个人存在于历史之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蒋作为一个政治人物还要起作用的话,前提是他的政治派系还必须在整个政治生活中起作用,而不是他个人是死是活。
事实是,南京何派宋派对事变的两种态度明朗后,蒋活着才有政治历史意义。宋派能派出重要人物人前赴西安,则说明何派不能完全掌控南京政府(控制不了宋派),蒋就从俘虏又成为一派政治领袖了,其个人生死才有政治作用。而这个态势,在事变突发的一两天之内,可没人能判断清楚。
那么中共是何时做出判断蒋本人还有政治作用的呢?资料显示,是12月15日。在15日之前,中共的一切实际行动(甚至包括公开声明),重点都在以各种政治军事手段,帮助张杨对抗南京的军事进攻。15日有了端纳赴西安的消息(南京方面宋派在起作用、企图和平解决事变的信号),中共明确请张学良与何应钦、宋子文、陈立夫联络交涉,中共本身也直接与陈立夫联系了。至此可以判明,南京方面宋子文、陈立夫等重要派系人物,不受何应钦的左右,蒋的政治势力仍在,那么蒋本人的作用就还在。而16日之前关于请南京政府罢免蒋氏之类,其实就是要南京方面的一个态度,事变的解决,此时不取决于蒋个人的生死。17日周恩来到西安后,宋子文于右任前来的消息确认,但南京宋派能否控制何派的军事行动,仍不确定

苏联方面得知事变发生的消息,不可能早于中共中央(因为张杨第一时间通知的是中共,而不是任何其他派别),最早不过12日中午前后(消息来自张杨公开通电)。但是这仅仅是得知事变发生,事变内容的确认和判明,则不可能早于南京方面(有军事系统的直接通讯)。事实是,南京方面12日下午还不知蒋是否确实被捉,勿论生死了。而中共确认事件内容则是12日晚间,收到刘鼎的电报之后。苏联在不知事件内容真相的情况下,不可能就只根据通电做出决策并致电宋庆龄,还要宋庆龄转电中共中央。联共(布)直接指令共产国际给中共发报就是了(共产国际能拒绝么?),比致电宋再转中共至少要快一天,还没有宋本人所处环境的种种不确定因素。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net"
孔祥熙更不可能在仅得到何应钦通报蒋生死不明被俘与否都不知的情况下,就找宋庆龄请她声讨张杨,孔与在南京的宋子文宋美龄都没见面呢,先找宋庆龄去声讨张杨?更何况此时何应钦要武力讨伐西安的态度,都还没有呢。
按沈醉的回忆,事变发生后,何应钦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一直守在戴笠系统的电台处,焦急等待消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南京方面对西安的情况了解,事变发生时只有戴笠情报系统这一条渠道!这几位怎么不按张杨的公开通电决策?很明显,没有自己系统的直接查证,怎么可能光靠对方的公开通电就决策?对方要是把活的说成死的,或者把死的说成活的,你怎么决策?戴笠的情报电台,事变一开始就被张杨端了(比蒋被捉都早),当时何应钦宋子文宋美龄为没有消息来,把戴笠骂得狗血喷头。
苏联方面也是一样,除非苏联方面在张学良内部有直接的间谍,才有可能在事变发生前(注意,事变发生时一切电讯都被切断!)了解到事变的实际内容,而苏联要是能事变前得知内容,就必然会令与张学良关系密切的中共,在事变发生前制止张学良行动。但实际情况是,中共事前不知道张杨的行动,连张学良临到发动事变前给刘鼎的通告,都因技术问题没能告知中共。
政治家对可能发生的事件做出预案,前提是判断该事件可能发生!而不可能无中生有先来几个预案放着。有人能在12月12日之前,就预感张学良有可能捉蒋么?连杨虎城都不敢这么判断吧?
所以,如果宋庆龄要亲赴西安说服张学良放蒋一事是真实的,要么是宋庆龄自己的政治判断,要么是回忆者在日期上有两天以上的偏差错误。(且不说苏联有无可能这样要求宋庆龄了)。
《真理报》社论的问题,首先是发表于12月14日,这是无异议的。问题在于,在保安的中共和在西安的张杨,有无可能通过俄语广播于13日夜间(不可能更早了吧?)得知?
我的结论是:不可能!经资料查证,原因完全是技术性的,比我原来所想的还要简单:当时苏联的俄语广播,不是无线广播,而是普遍使用有线广播!国际短波广播,苏联从1929年就有汉语广播了,而不是你说的40年。但覆盖面积是哪儿呢?1922年开始,苏联(当时好像还是苏俄)就使用了当时世界上功率最大的短波发射台,即便如此,短波广播的覆盖面积也只是本国东北亚地区。也就是说,当时的苏联无线电广播,无论是什么语种的(除汉语外,远东还有英语和朝鲜语广播),除了苏联本土之外,中国充其量是新疆外蒙北部和黑龙江一带能勉强收到。所以,即便毛泽东有你说的美制大功率收音机,西安事变时也收不到《真理报》社论的广播,不管是什么语种的都收不到,中国的其他地区,同样收不到。所以,对于苏联《真理报》社论的态度,12月18日以前,周恩来张学良同毛泽东一样,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
12月15日,端纳还没有到达西安,即便他知道《真理报》社论,张学良也无从知道。就报纸而言,《真理报》没有中国发行版,怎样才能要看到纸质的《真理报》呢?只能是从发行地运到上海、香港等地。14日的报纸,几号才能在这些地方看到呢?说不好了。70年代的《人民日报》,国内发行条件比36年好多了吧?在中等城市的周边乡一级地区,看到的《人民日报》都是两天前的。当时中国的交通和传媒速度,根本不是今天可以想象的。
你后面关于“杀蒋”的其他论述,无一不是建立在蒋具有强大政治作用这一先行的结论基础上。我上面已经说过了,蒋只有在南京政府承认其领导地位的前提下,才具有政治作用。而蒋被捉的事实,造成南京政府内部分裂为两派,只有确认这两派都无法克制对方的情况下,蒋本人才有政治作用(蒋是能制衡南京两派、保持南京政府为一个整体的唯一人物),谈论杀蒋和放蒋才有意义,否则杀蒋和放蒋不过都是一种政治表态手段而已。那么,南京两派谁都不能克制对方、需要蒋来整合的局势,是何时显现出来的?是一派出动军队讨伐、另一派出人来和谈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都表现出来之后。这两个相反表现的最初信号,出现在15日(有端纳赴西安的消息),完全明朗是17日(宋子文于右任来西安)。在15日之前,南京政府显现的是什么信号?只有何应钦发动的军事讨伐的实际行动,宋派的主张还只限于言语上而无实际行动。那么,该如何解读15日之前,张杨、中共、苏联几个方面的形势判断呢?
不杀蒋的前提(15日时还根本谈不上放蒋),是蒋能制止何应钦扩大的内战。怎么证明这个前提?17日晨释放蒋鼎文带老蒋信给何应钦,看是否老蒋的信对何有作用。同时联系其他各派的态度综合分析。到19日,蒋鼎文的活动无任何消息,可见蒋在被囚条件下,对何的影响力有限。但同时段内,宋子文到西安,与张杨谈判,表明何也无力控制南京政府,南京两派态势明朗。
最后表明以蒋为谈判对手(明确蒋本人的政治作用了),是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要周与张杨商量采取步骤,其中第一条是与蒋介石、陈诚开诚谈判,第六条是在上述几条得到保证后,恢复蒋的自由(这是明确放蒋的条件了)。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路线图”最后形成,中共的身份由事件的支持者变为调停人。
共产国际来电中的改组南京政府,也不是建立在蒋地位绝对不能变这一前提上的,而是建立在张杨与南京政府应达成妥协不对抗这一前提上的,这才是不扩大内战。苏联所谓张杨的错误,是指客观上造成新的对抗(西安对抗南京),而不是捉蒋这件事本身。不杀蒋,南京就一定不对抗了么?何应钦不还是大军进逼么?我前面已经分析了南京内部的分裂与蒋个人存废的关系,蒋个人只有在各派力量大势明确的情况下,才能显现出其个人还有无政治作用,是时势决定蒋这个俘虏个人,而不是蒋这个俘虏个人决定时势。
对史料的分析,不是自由猜测,更不是用自己的预设结论去附会。
至于在整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杀蒋是错误的问题,不难弄清。首先,毛泽东根本就没有什么“杀蒋计划”,中共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是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的,毛泽东当时根本还不可能“一手遮天”,垄断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的联络,更不可能一人垄断中共与张杨的联络(这是要通过周恩来的);其次,杀蒋将带来内战扩大的危害,这不符合中共从一开就主张的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基本战略意图。而内战扩大的危险性,来自何应钦,不杀蒋则形成蒋宋一派压制何应钦的局面,制止了内战的扩大可能性,这是符合中共基本战略的。其三,宋派因发挥了救蒋的作用,牵制了蒋恢复自由后再次挑起内战的可能性,对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作用是积极的。
整个西安事变,核心的内容是停止内战,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整合全民族力量抗战。这才是关键。为什么杀蒋是错误?前提是南京政权内部将分裂(这一点15日之后就很明显了),内战不能制止还将扩大,各派力量争夺领导权的武装冲突会很快停下来么?中共要的,是借混乱形势成为一派红色军阀么?不是,中共要的是对全国全民族的影响和整个中国民族革命的领导力。所以,在停止内战形成抗日统一战线这个大前提之下,才有杀不杀蒋这个小前提。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全过程,从来就没有以个人恩怨来决定政策取舍的时候。
中共13日政治局会议的文件,代表的是整个中共领导层的统一意志,要说个人的真实想法,哪个共产党人不想杀蒋?都有血海深仇呢!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哪个人没有自己的亲密战友(就不说亲属了)被蒋残酷杀害的?但政治领导人就是政治领导人,他们都不是以个人的恩怨来思考、判断和决策的。毛泽东在会上的两次发言,从有杀蒋主张到总结发言时赞同张闻天等人不杀蒋的主张,这是个人情绪还是政治决策,不难明了。
至于杀蒋“违背苏联核心利益”,这话未勉把中共和苏联都过分庸俗化了。苏联的核心利益是建立在蒋本人的生死上么?根本不是,苏联的核心利益是中国整体抗日,牵制日本对苏联东部的威胁。蒋本来是不愿积极抗日的,那么根据“苏联核心利益”,蒋不是很该杀么?请注意,苏联和中共对蒋和抗日关系的政策,这时正在从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演变,联蒋抗日得等西安事变结束之后呢。苏联和中共处理西安事变,对蒋有打有拉,一方面有杀的威胁(打),一方面有放的诱惑(拉),这就是对蒋及其政治派别的“逼”,最后逼迫蒋走到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地步,于是共产党可转变政策为联蒋抗日。
南京政府没能抛开蒋,是因为何宋两派的争斗,这两派中有一派唯我独大了,蒋都没活路。因为南京政府中任何一派能占据唯我独大的地位,都可以拿着南京政府这个大资源与张杨去妥协或者压制张杨,根本用不着蒋了。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13日政治局会议内容已经公布的部分,请见《秦邦宪(博古)传》。
周恩来是中共与张学良联系和谈判的主要人物,其对张学良的个人影响力很大,但“西安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台湾方面的胡喷吧?
张闻天、博古等人,都不是庸才,某个问题上路线认识错误,不等于这些人事事都会错。对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从会理会议时期,这几位就一直在与毛泽东等人探讨。而中共在长征途中明确提出抗日目标的告全国同胞书(谁说长征没有抗日目标的?这个文件比八一宣言都早,与四方面军都没见面呢),就出自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人的手笔(当然毛泽东周恩来都参加了讨论起草)。加上与张国焘的斗争中,这些人的观念与毛泽东是一致的(可不仅仅是分裂不分裂啊,张国焘路线比分裂可复杂多了),他们西安事变时有这样的认识高度,有什么可奇怪的?
而张国焘的认识也一点不矛盾,他提出“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的口号,是指与南京政府对抗,要打倒南京政府,成立抗日政府,这不是扩大内战么?是的。但是,中共加上张杨,能一举打倒南京政府么?不能吧?内战将是长期的,其中变数甚多。这一点张国焘也不是SB,他也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同时也认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希望是很小的。一旦不能和平解决,“必有一个大反动时期”,中共该如何应对这个“大反动时期”?张国焘主张退到甘北去,背靠新疆,“当抗日的后备军”。这个思路不是张西安事变时才有的,与中央红军会师前他就有这个思路了。你不是很看重张的回忆录么?他其中不也说到了,他认为苏维埃运动失败了,中国革命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那么,他认为这个时候中共和红军该如何?——找个安全地方先去混饱肚子,等待新的高潮吧。于是,要么去当红色刘文辉,要么去当红色马家军——逃跑主义和军阀主义完美地结合了,分裂主义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
所以,张国焘路线是很复杂的一套思想,不彻底弄清楚张国焘的这个思想,就无法弄清楚“张国焘路线”到底是个什么,又是怎么影响包括西路军在内的各个方面的。而这些情况,张国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不肯明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