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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电”事件,缺失了什么资料?

铁流(赵.岛.赤.花) [163869:14218], 14:13:43 06/10/2014:

“密电”事件,缺失了什么资料?
关于草地分裂事件中的张国焘致徐陈的“密电”问题,现在一些考证者对这一“密电”是否存在提出质疑,质疑的主要依据,就是找不到“密电”的实物。有人说,这一时段内的资料中,其他原始电报资料都在,而“密电”是唯一缺失找不到实物的。在此,我仅从现有资料的缺失角度,陈述一下我自己的分析和看法。
我认为,目前已经公开的相关电报文献等资料,已经勾画出这一事件的基本框架,有没有哪些尚未公开的资料,可以推翻这个基本框架,造成整个事件需要重新认识,需要重新建立史学分析框架的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目前已经公开的资料,看看缺失的或者是可能没公开的,都是哪些部分。
9月2日,在左路军的朱张致电徐陈,告知葛曲河涨水不能通过,正在侦察道路,要求右路军酌情派部队来接应;9月3日朱张致电徐陈并转中央,告知决定左路军从4日晨起分三天全部返回阿坝,否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同电中要求右路军“乘胜回击松潘敌”(“胜”当指右路军包座战斗的胜利)。这两份电报之间相隔一天,按当时的联络规律,徐陈这个时间内似应有一回电,回复朱张2日电,但目前公开的资料中没有。但这个电报是否存在,不影响事件发展的基本走向和框架,因为朱张3日电已经表明了张的基本意图,2日3日两电形成的结果,是左路军不遵中央的基本方针而擅自改道返回阿坝,并要求右路军也放弃北进回击松潘。以朱张署名的这个电报,是草地分裂事件的直接起因,不因徐陈或中央在8日前有无其他电报而改变,因为后面中央和张国焘两方面的电报,都没有体现出与此电相互矛盾的内容。
从9月4日致8日,三天内左右路军没有通报(依据现有公开的资料),5日朱张在甲本塘(电报中称箭步塘)有“万万火急”的电报给倪志亮周纯全并转告王宏坤和徐陈,告知左路军先头兵团转道阿坝,总司令部8日到阿坝。这个时间内,红军总部和左路军,处在行军途中,这一点也可解释为何这个时间段总部和前敌总指挥部、中央之间没有通报。
5日,徐陈致电已经前出俄界向罗达侦察的一军林聂,下达七天整理计划。从这时到8日,徐陈与林聂还有其他电报(目前能看到的,基本是双方每日往返的通报,符合当时的通讯规律)。但这些电报对事件的演变影响也没有脱离基本框架:左路军不来了,右路军需要等待,前出的部队(林聂的一军)也就只能停止前进。如果要细究这两日徐陈与林聂的通报,只能看出是徐陈通知林聂,左路军暂停阿坝地区,而林聂从这一动态中,感觉大政方针有被改变的可能(林聂曾致电徐陈询问)。
6日,周恩来、彭德怀和李富春致电林聂,告知三军(彭德怀部)停止在阿西,望一军与之联络。同时令一军(这时周是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在俄界集中,依照总部(指徐陈的前敌总指挥部)命令,在原地整理休息。这与徐陈前一日的要求是一致的,也没有超出事件演变的框架。略有不同的是,这份电报表明,林聂的一军此时与彭李的三军沟通了直接联系。但这一点,不对整个事件的发展演变构成影响,因为这个电报形成的实际结果,与前一日徐陈电报的结果是一致的,即右路军因左路军返回阿坝的行为而停止北进。
9月8日,按照朱张5日电报的内容判断,这时左路军和总司令部回到了阿坝。所以从这时起,红军总部与右路军和中央的通报,开始比较频繁了。
就在8日这一天上午9时,徐陈致电朱张,告知右路军侦察道路和准备北进的情况,也告知张国焘中央政治局内主要领导人对张南下行为的态度,“毛、张皆言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同一电中,徐陈也向张国焘表明了他们自己的态度:北进为上策,南进为下策,以不分散主力为前提,若上策不能执行时,只能采取下策,回击松潘亦为上策,请张与中央协商,徐陈坚决执行协商结果。同时,该电的内容还表明,中央领导人正在对南下是否可行进行讨论。
这份电报对事件的的演变是有影响的,因为该电表明了,与中央在一起的徐陈,并不完全赞同中央的主张,而是以“不分散主力”为前提,取上策下策均可的折中态度。徐陈的这个态度,对张坚定以军事行为胁迫中央南下的决心,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8日这一天内,张国焘向詹才芳下达了扣留军委纵队的电令。这个电令没有当日发报的具体时间,以常理推测,似不应是当日很晚时候发出的。
詹才芳对此有无回电,是否采取了行动,目前公布的资料中都没有。但詹才芳是否回电是否采取行动,都不影响事件的演变趋势,因为这个电报所表明的是,张国焘对有可能不服从他南下命令的中央下属单位,是准备采取“扣留”这一强硬手段的。这一点与张在整个事件中拒不遵循中央既定战略方针,以强硬态度和擅自调动军队对抗中央指示指令等行为是一致的(而且此电还为张可能发出“密电”的动机提供了可靠旁证)。仅仅是因为张对军委纵队位置的判断错误,才造成这一命令没有成为现实。无论詹是否执行这一命令,因军委纵队的客观实际位置,使得詹才芳不可能完成“飞令”或“扣留”军委纵队的任务。
8日晚22时,张国焘以朱张名义向徐陈下达“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的电令。这个电令很短,对南下没有任何阐述,完全不像一份正式的军事命令,而更象是让徐陈预作准备的通知。同时,徐陈上午9时已有一电报给朱张,到这份电报之间相隔12小时,张却没有任何回复,这个南下电令的内容,又不像是回复当日9时徐陈电报的。徐说接到南下电令后让陈昌浩到中央跑一趟的那个电令,据朱玉编撰的徐向前回忆录中,似乎就是指的这个8日22时电令。但这个电令的内容和发报时间,与其他资料之间存在着难以衔接的问题。所以,朱玉编纂的徐向前回忆录中所说的南下电令,是不是只有这一个资料,还有商榷的余地。
陈昌浩到中央后经过商讨,中央以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联名向朱、张、刘发出了一份内容很详细的电报,其中甚至提出了右路军先出一部北上的意见,所针对的就是张国焘的南下主张。从逻辑上讲,这份联名电报,就是对张国焘令右路军南下电令的回复。而该电的发出时间,恰好也是“8日22时”!
如果张国焘8日22时电报与中央联名8日22时电报,在时间上都是准确的话,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前,8日白天张国焘必然还另有一份致徐陈命令南下的电报,这样陈昌浩才有时间去与中央商讨,中央才有时间召集徐陈开会发出联名电报。而在商讨开会发出联名电报的同时,张国焘因没有收到徐陈的回复,另向徐陈发出一份简短的通知性的电报,催促徐陈答复,也是顺理成章的。如果不是如此,整个事件的逻辑链和时间顺序,在这里就出现了难以衔接的问题。
从徐向前回忆录和其他相关资料上看,徐陈公开改变态度支持南下是9日,而且是在接到了张国焘9日致徐陈转中央的长电之后。张国焘的9日电,是对中央8日联名电报(徐陈也在内)的回复,这一点应该没有疑义。问题在于,这份电报的发报时间,《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记为9日2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中则记为9日24时。从双方通讯的时间上看,9日2时应该是正确的,因为该电是对8日22时中央联名电报的回复,其中还特别有针对性地指出“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显然是针对中央联名电报中提出的“右路军先出一部”这一意见的。如果该电是9日24时才发出,那么9日整整一个白天,张国焘左路军方面对右路军和中央方面的意见就没有任何电报答复,这显然不可能。在双方通讯没有产生任何意外的情况下,中央没得到张国焘的答复,就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新的决断,徐陈更没有理由在9日白天毫无理由地改变他们在8日22时电报中和中央一致的态度。须知8日22时的联名电报,是中央和徐陈一起劝诫张国焘放弃南下主张的,不得到张国焘对这个劝诫的表态,无论是中央还是徐陈,都没有任何理由改变态度或者是单方面做出任何行动来。可事实上,9日白天,恰恰就是双方各自改变已有姿态的一天。所以,张国焘9日电报,只能是9日2时发出的。如果将此电的时间改为9日24时,那么徐陈在9日白天改变态度,就无法解释了。
中央接到张国焘9日2时的电报后,于9日上午9时回电。这个回电在不同资料汇编中有语句的不同,《中国工农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中,写作“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中,写作“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无论是“谈”还是“阅”,只说明一个现象:陈昌浩将张国焘给徐陈的南下电令内容告知中央或将电报给中央看了。另外,该电的最后一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汇编(长征)》中写作“如何速复。”,《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中写作“望你速复。”这也只说明一个现象:这份电报是中央发给张国焘并希望他迅速回复的。而这一切,都发生在9日上午9时之前。那么,陈昌浩给中央“阅”或者“谈”的南下电令,是8日22时张国焘那个简短的电报,还是另有一份内容更详细的南下电令?目前不得而知,但总的事件框架仍旧没有问题,因为中央9日9时电,是反对张致电徐陈令右路军南下的,即便张只有8日22时那个简短的电报,中央的9日9时电也是符合逻辑的。
事件演变到这里,除了前面的8日南下电令有点可质疑之处外,整个事件的演变格局和框架都没有问题出现,双方都是你来我往用电报对话。可是,事件发展到9日9时之后,资料缺失的问题就出现了。
首先一个问题,徐陈公开改变态度不再支持中央意见,是从哪个时间点开始的,张国焘又是如何得知的?这个问题对事件发展演变的重要作用在于,徐陈态度的改变,是中央作出单独率一三军出走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没有这个问题出现,整个事件的演变就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从中央9日9时电报上看,这时徐陈不管他们的实际想法如何,还没有公开改变与中央一致的态度。中央9日9时电报,也没有再提及8日22时联名电报中的“右路军先出一部”的意见。那么,徐向前回忆录中所说,他本人因不愿四方面军分开而同意南下这个改变,在9日这一天内,是根据什么理由产生的?而更关键的是,这一天时间内,也正是“密电”事件发生的时间。
徐向前回忆录中,对他与陈昌浩改变态度的时间,以及中央9日9时电的发出时间,都表达得很模糊,给读者一个印象,似乎是中央在发出此电之前,徐陈二人就已经改变态度了,然后就直接跳到了下午傍晚毛泽东与徐向前的对话了。但这种描述,则与其他资料之间产生了矛盾。
其次的问题是,中央发出9日9时电之后,9日整整一天,现在公开的资料中,既没有左路军张国焘方面给中央的回复或者给徐陈的电报,也没有中央给张国焘的电报,更没有徐陈给左路军张国焘方面的电报,就好像这整整一天双方处于无线电静默中一般。直到10日4时,中央已经出走,公开资料中才有张国焘发给林聂彭李转恩洛博泽稼的电报,而这份电报内容显示,这时(10日4时)张国焘已经得知中央率一三军出走了。也正是由于张已经得知中央率一三军脱离徐陈出走,所以这个电报就不再是发给徐陈转中央,而是直接发给林聂彭李转中央了。
这一时段内(9日9时至10日4时),近20个小时双方一份往来电报都没有,这显然不符合当时双方通讯的正常状态。中央没有再发电,是因为没有收到张国焘对中央9日9是电的答复。但张国焘没有回电,特别是这么长时间内没有给徐陈的电报,就很不合逻辑了。如果按照徐向前回忆录所说,徐陈改变态度是收到张国焘9日2时电报之后,那么陈昌浩向中央表达意见并受到中央批评,应该是在中央发出9日9时电报之前。那么先假设这个说法符合事实,那么中央发出9时电报之后,张国焘也应该有给中央回电或者给另给徐陈的电报电令,因为张国焘接到中央9时电报时,不可能知道徐陈已经改变了态度,除非徐陈在看了张国焘9日2时电报之后,另外有单独的电报给张国焘。如果没有,那么张国焘在收到中央9日9时电报后,必定还要有电报给徐陈,才能对徐陈施加影响,因为此前徐陈已经在中央联名电报中表明了不赞成南下的态度(不管是不是徐陈的本意)。张国焘不让右路军跟中央北上,除了单独给徐陈发报施加影响、通过徐陈掌握右路军外,没有别的方法。根据这一推断,徐向前回忆录中关于徐陈改变态度的时间,就应该是在中央发出9日9时电报,徐陈再收到张国焘另一电报之后。
再看看《彭德怀自述》中的内容,与上述情况结合起来,脉络就相对清晰起来了。《彭德怀自述》中关于当天的情况,比徐向前回忆录中所描述的要详细,其中关键的一点,是讲明了陈昌浩改变态度的时间。
按《彭德怀自述》所说,当日午前彭德怀到前敌总指挥部,情形是“都还在谈北进的事情”。而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就完全改变态度,主张南下了。彭判断,这肯定是张国焘来了电报。而张的电报中午才到,这也符合张收到中央9时电报后发出回电的时间。彭得知陈昌浩的态度后,去向毛泽东报告。而就在彭向毛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的报告就来了,这自然就是现在有人在质疑的“密电”一事了。
毛泽东接到叶剑英的报告后,又再次前往前敌总指挥部与徐陈商谈。《彭德怀自述》中说,谈话中陈坚持“张总政委来电要南进。”于是毛泽东不再谈下去,而是说要南进的话,中央书记处需要开一个会,毛泽东、张闻天、博古要到三军周恩来、王稼祥养病处去开会,以为脱身之计。彭德怀这时与叶剑英商量,偷出地图和二局到三军去。
这一段说明:毛泽东与徐陈进行关键性谈话的同时,彭德怀本人也去了前敌总指挥部,否则他就不可能在毛泽东与陈昌浩谈话后去见叶剑英,因为这时,如果彭不在前敌总指挥部,叶剑英是不可能离开前敌总指挥部去找彭的。
更重要的是,陈昌浩这时所谈的“张总政委有电报来要南进”,这个电报陈昌浩没有给毛泽东看!这与前面那次南下电令不同,前一次要么是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阅”了,要么是陈详细“谈”了(等同于给中央看了电报),所以中央才有了9日9时的回电。而这次,则是不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看的。很显然,这次的电报是张国焘明确只发给徐陈而不给中央看的。
从《彭德怀自述》中的这一段来看,9日白天,张国焘至少有一次电报(也不排除有一次以上),单独发给徐陈而不给中央,同时这个电报(也不排除不止一个电报),陈昌浩没有向毛泽东等人透露详细内容。如果这次的电报不是叶剑英所报告的“密电”,那么这次电报要么也是资料缺失,要么也是资料尚未公开。同时,徐陈接到张的来电(即便不是“密电”),也应该有回电,不可能拖到第二天早上发现中央出走了都不给张回电。然而,这个逻辑上应该存在的回电,现在公开的资料中也没有。
陈昌浩1961年5月10日对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人员的访谈记录中,对于“密电”问题,所说的时间顺序,也与《彭德怀自述》大致吻合。关键的一点是,陈也回忆说张命令南下的电报是叶剑英先看到的,陈与毛泽东是当天下午谈话。如果按照陈的回忆,那么9日当天,张国焘确有至少一份电报发给徐陈,此电为叶剑英先看到,而陈没有将此电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得知该电报的内容,是来自叶剑英的报告。
在“密电”可能发生的这个时段内,张国焘与徐陈之间“保持无线电静默”,这完全不符合事件的演变逻辑。在这一时段内,除了“密电”可能发生之外,张与徐陈之间,还应该有其他电报存在,因为中央是直到出走之后,才开始动用一三军的电台向张和徐陈发报的,之前中央给张的电报,都是经徐陈的前敌总指挥部发出的。可是,这一时段内,我们除了看到中央的9日9时电之外,张与徐陈之间的电报都看不到。
不仅如此,在中央率一三军出走的第一天即9月10日,资料上同样存在着徐陈与张之间的“无线电静默”现象。张10日4时致电林聂彭李转恩洛博泽稼,电报内容显示,这时张已经知道中央率一三军出走。那么,这是谁告诉张的?只能是徐陈发报向张报告的,因为中央不可能在10日4时以前直接发电给张告知中央北上,这一天中央向徐陈下达跟进命令和指令张国焘放弃南下的电报,都是三军留守在阿西的电台,待中央的行军队伍离开一定时间之后才发出的。张得知中央出走后,也必然要告知徐陈,对事件如何处置,以及徐陈所率的右路军其他部队下一步如何行动。所以,在10日4时前后,张国焘与徐陈之间,必然有电报往来。按照徐向前回忆录所描述的顺序,徐陈10日当天收到中央要求前敌总指挥部率四军三十军尾一三军跟进的电报指令(中央告知张国焘取消南下电令的电报,在令徐陈跟进的电报之后),是在“陈昌浩给张国焘写了报告”之后。可见,10日当天,张国焘与徐陈之间,必然是有联络的。
可是,9日、10日两天,张与徐陈之间的任何电报往来,现在我们都看不到,而这一时段,恰恰也正是“密电”发生的时间。
综上所述,在9日全天以及中央出走后的10日全天,共两天时间内,在逻辑上应该存在而我们现在完全看不到的资料,都是张国焘与徐陈之间的电报往来!而9日这一天,又正是“密电”发生的时间,而“密电”恰恰就是张国焘与徐陈之间的通报之一。也就是说,目前公开的资料中,所缺失的部分,并不仅是“唯一”的“密电”,而是这个时间段内,包括可能存在的“密电”在内的,前敌总指挥部徐陈与总部张国焘之间的若干电报。
如果再把目前公开资料的时间范围扩大一下,可以看到,从9月9日直至9月下旬前敌总指挥部率右路军剩余两军与左路军会合,前敌总指挥部与总司令部之间以及中央、陕甘支队之间,都看不到电报往来,只有总司令部与左路军部队的通报中,提及前敌总指挥部与14日到达毛儿盖。很显然,这段时间前敌总指挥部与纵司令部之间,肯定是有若干电讯往来的,但目前公开的资料中,也没有看到。
有一种说法,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因西路军的失败,损失了大量原始电报。如果是这样,那么1935年9月9日到10日这一时段内,张与徐陈之间的通报包括“密电”在内,也就很可能都损失了,我们现在都看不到。
所以,要客观分析思考“密电”事件,首先应该纠正“密电是那一时段唯一缺失的资料”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
当然,由于我本人学识有限,涉猎狭窄,对资料的搜集统计不够全面。如果有哪位能提供更多的资料,帮助完善整个事件的资料框架,不胜感谢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