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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
张鸣（人民大学教授）
土地改革，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后发达的土地占有不均衡的农业国度向
现代化的过渡阶段，无论是从社会发展还是社会稳定（保障）的角度，都是必要
的。
中国从1946年绵延到1953年的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主导者中共眼里，
也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就技术而言，以和平的方式的成本要低得
多，然而，中共在1946—1949的内战时期进行的土地改革，不仅在方式上呈现出
暴力甚至过度暴力的趋向，而且运动一度竟然背离了平均分配土地的目标，一而
再再而三地变动地权，扩大斗争规模，表现出为运动而运动的迹象。显然，土改
之于发动农民并非经济上的交换关系，其对革命的作用也决非人们想象那么简单
。我认为，中国内战时期的土地改革，实际上是中共为了与国民党争天下进行社
会动员的手段，而随着战事的烈度和规模急剧扩大，社会动员演变成功利性极强
手段特殊的战争动员，正因为如此，革命才取得了迅速的成功。
一、运动过程与动员过程
中国内战时期的土地改革，实际上在抗战后期1944年底到1945年的减租减息
运动中，往往不是农民主动地“要”，更多的是上面授意地“给”，老根据地的
土地状况由于抗战期间合理负担及减租减息的结果，已经大体趋于平均化，动员
的急迫性并没有原来想象的那样突出，所以对地主土地的剥夺采取了一种“合法
”温和的形式。
当中国滑入战争的快车道的时候，土地改革在华北，对地主和富农的剥夺采
用强力剥夺（算账的道理不合常理）。暴力倾向在某些地区比如晋绥和山东呈现
出日益激烈的迹象。
战事进入白热化阶段，而土地改革运动也步入高潮。一方面实行普遍的打乱
平分政策，一方面鼓励积极分子挖浮财，放任严刑逼供。一时间，乱打乱杀现象
俯拾即是，有些地方甚至对地主和地主家庭采取了肉体消灭的政策，工商业也受
到了相当大的损害，中农普遍恐慌。直到1948年3—4月间，地方土改的动员方式
则以“三整三查”（诉苦动员）的形式进入军队，为争取消化大批的国民党军俘
虏提供了最便捷的手段，从而大大缓解了战争的兵源压力。
综观整个过程，形式的暴力化取向和内容的边缘化取向是两个基本特征。
抗战胜利后，虽然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并没有真的被“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幻
想所迷惑，但根据地内对和平的渴望还是相当强烈的，“回家种地”想法相当强
烈，按一般军事学的常识，战争动员是需要仇恨的，如果不形成两大极端阶层的
对立和敌视，是不足以使处于明显弱势的己方取得胜利，如果不选择这些边缘群
体，这两极之间的间距就太小了。这里，源于列宁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就是这样被
有机地融进了某种功利性的动员操作框架之中。所以，几乎在运动一开始，中共
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抛弃原来的基层组织，甚至不惜依靠有劣迹的“勇敢分子”
，重建运动的权力架构，直到动员压力减小，运动告一段落，才部分地恢复原来
的基层组织成员的地位，与运动中涌现的新人组成新的基层政权。事实上，并不
是中共有意抛弃自己的老班底，甚至也不是他们对边缘群体所有偏爱，主要是建
立动员模式必须经过这种组织的阵痛。
分配土地的过程就是煽动仇恨的过程，任何导致运动向和平方向发展的可能
都被禁止，唯有大规模的暴力，才能使空气紧张、仇恨升级，也才能达到动员的
目的。
二、运动模式与运动剧场
从某些回忆录中得出的印象，很多人认为之所以发动群众是因为地分不下去
，不过这种情况在老区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现实中更多是即使能实现和平地分地
也不允许，非得经过热热闹闹的斗争不可。
土地改革期间的“发动群众”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式，即由上级派遣工作队
（团）深入到村庄，绕开根据地原有基层组织，“打破旧圈子”，径自“访穷”
，联络村中最贫苦的贫雇农，或者就地启发动员他们的“阶级觉悟”，或者有组
织地将他们送去培训，造就新的运动积极分子，从而形成了“工作队（团）——
贫农团”式的运动核心。但是，并不是建立了这样一种运动模式，群众就一定会
被发动起来，穷的人不一定有威信，更不一定有能力，当中共不得不将抛开新旧
两种精英开展运动时，所面临的阻力无疑是巨大的，所以说，土改发动农民的工
作必须配合以一整套程序，有时甚至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手段。以毛泽东身
边以“大秘”之身参加土改指导工作的陈伯达，曾经将土地改革运动所有的过程
，总结为11个步骤：第一步，调查研究，确定斗争纲领。第二步，派工作团（队
）下农村。第三步，下乡的工作团要将已定之斗争口号公开宣传（演讲、打铜锣
、写标语）。第四步，分头串联，找“真正”的贫雇农谈话做工作。第五步，纠
合积极分子组织核心小组（贫雇农小组），让小组成员再分头串联。第六步，将
串联来的人们组织起来开会，讨论如何开展斗争分配土地以及浮财的问题，成立
事实上的贫农团。第七步，以贫农团或者小组为领导核心，召开大会成立农会，
建立新的、或者说运动时的基层权力架构。第八步，正式开展土改斗争。第九步
，在斗争中考察积极分子，将最有斗争性和有办法的吸收入党，为进入巩固阶段
（即后运动时期）恢复基层政权做准备。第十步，将有工作队的村庄土改运动，
推行扩展到周围村庄去，形成联庄斗争。第十一步，开庆祝会和总结会，同时，
土改的积极分子变成了“干部”。[⑦]
这十一步最关键的就是工作队发动边缘群体，建立运动核心组织，成立或者
改组农会，开斗争大会。其中“诉苦”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往往土改工作队一下
去，就找那些衣衫最褴褛的人和钻最破烂的房子（后来“四清”和“社教”运动
中，工作队依然沿袭这种运动模式，结果找到最褴褛的人往往是当年的地主），
千方百计想办法激起他们对自身苦情的感觉，对新老精英的愤恨。然后就是一连
串的诉苦：个别诉，小会诉，大会诉，小会诉苦往往是大会的预演，演习得熟练
了，就到大会面对地主当面诉，这时往往免不了要伴随一点暴力。诉苦是为了控
诉，是制造“空气”（当时的用语，即我们今天所谓的氛围），形成运动剧场的
必要的手段和构件。用土改高潮时冀中区的土改总结报告的话来说，就是“诉苦
过程由小而大，小组诉、大会诉、到处串通，反复的诉，越诉越痛，越痛越伤，
越伤越气，越气越起火，越起火劲头越大，大家宣誓结成巩固的阵营，浩浩荡荡
游行示威，燃烧着遏止不住的斗争怒火，理直气壮的去找地主斗争，把地主打得
伏伏在地。”[⑧]真正把地主“打得伏伏在地”，还要靠斗争大会的最后一击，
凡是开得成功的大会无一例外地要经过精心的准备和布置，工作队（团）和骨干
成员分布于群众中间，什么人先发言什么人跟上（“谁打头炮谁打二炮”），什
么人负责喊口号，在什么时候喊都要预先布置好。如果有人开斗争会时不来，就
可能被指为地主的“狗腿子”，因而遭到斗争。[⑨]在斗争中被斗对象被戴高帽
、挂牌子甚至像牛友兰一样被穿上鼻子拉着游街，遭受种种人格侮辱都是不可避
免的，因为就运动的组织者而言，必须尽可能多地打掉这些旧精英的“威风”（
像牛这样在根据地有身份地位的乡绅，就更是要采取非常手段），不让这些人颜
面扫地，群众就难以发动起来，不敢面对面地开展斗争。在斗争过程中普遍存在
的肉刑和乱杀现象实际上也是群众运动的必然产物，在“越诉越痛，越痛越伤，
越伤越气，越气越起火，越起火劲头越大，”的当口，动手开打是根本无法避免
的事情，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运动的组织者所希望的事情，有的时候不仅鼓励
人们开打，而且当场杀人，甚至开膛破肚也不罕见。[⑩]在竞相诉苦，哭声一片
，怒吼连连，群情激愤的时候，人们情绪相互感染，不断升温，再有一些“勇敢
分子”大胆出手，还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这时的人们实际上是进入了一种特定
的剧场，主演们的表演感染着所有的人，人人（除了被斗者）都投入到剧情中，
互相感染着，激励着，仇恨开始叠加，愤怒自然升级，群体一致的行动，高昂的
情绪赋予了人们表演的“正当性”，驱使着人们做出平时根本无法想象的恐怖之
举，剧场效应使得参与者不知不觉中步入了带有血腥味的狂欢。更可怕的场景往
往发生在联村斗争的时候，实际的操作中，联村斗争往往变成了村与村之间互相
斗，最后发展为以区和县为单位相互“扫堂子”，甚至用上了当年日本人对付根
据地的用语，搞上万、数万人的“联合扫荡”。（董志凯，1987）由于没了地缘
和血缘的顾忌，往往火药味和血腥味更足，群众运动这时就已经变成了“运动群
众”，往往经过联村斗争，群众就真的被运动起来了（晋察冀阜平县，搞联村斗
争，仅1947年5月的半个月，就杀掉130多人。[11]），但是后果是造成村际的矛
盾，经年难以消除，不过为了造成合适的“空气”，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当然，光诉苦情开大会而不给物质上的实惠依然不足以动员起人们参加斗争
，所以，必须满足边缘群体的需求，成为土改运动的一条基本原则，比起这条原
则来，其他的政策（包括不能侵犯中农利益的政策原则）要显得苍白得多。晋冀
鲁豫的武安九区的土改经验总结倒是说了句实话：“中农平均产量超过贫雇农平
均产量的一倍以上，不动中农就很难填补起来，如果没有坚强的领导，很难不再
犯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12]事实上，太多的过火行为的发生，与尽量满足边
缘群体（贫雇农）需求的运动原则有直接的关系。在实际的运动中，那些被发动
起来的积极分子，特别是其中有过劣迹的“勇敢分子”（不是运动组织者对流氓
和二流子情有独钟，而是那些真正的贫雇农往往很懦弱，甚至是一些老弱呆痴，
根本满足不了运动的需要），往往对浮财比对土地更感兴趣，在河北饶阳的五公
村，工作队要求“穷人中最穷的人”在斗争对象（包括可能的对象）家门口布上
警戒线，规定凡肯前往监视的人有权拥有这些人家的浮财。[13]事实上，土改中
更多的肉刑都发生在逼索“藏匿的”浮财上，如果在一个斗争对象身上起出了一
副银镯子，那么大家就幻想着在其他的斗争对象身上都能起副银镯子。到了旧精
英已经被斗倒，没有油水可榨的时候，对中农的侵犯也就不可避免了，“斗了地
主斗富农，斗了富农斗中农”，“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这样当时流行的
谣谚，其实并不只是谣谚。后来的中共党史的研究者们认为，土改运动最大的过
火和偏向就是触犯了中农的利益（普遍的乱打乱杀似乎倒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大
多一笔带过）。事实上，对中农（即自耕农）的侵犯，往往是由于成分的错划。
划成分的来源显然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放在中
国农村这样的环境里，阶级概念原来的社会和经济内涵已然走了味，即使按运动
稳定期的阶级划分，所谓地主与富农，富农与富裕中农，富裕中农与一般中农之
间的区分也是不甚清晰的（实际上，土改后期的成分的确定（纠错以后），主要
还是凭借农民的感官认识——对穷与富的基本判别），更何况在“群众想怎么干
就怎么干”的运动高潮，为了满足“群众”（实际上贫雇农积极分子）的要求，
划成分就无一例外地成为催化运动的一剂良方（实际上，从运动一开始，根据地
的阶级划分就是脱离实际的，在1946年居然会以1936年的土地财富状况来划，所
定的地主其实只是十年前的地主，与强调贫雇农路线一样，根据地的地主阶级也
有了建构的因素）。
阶级成分划分尺度的混乱，某种意义上是主导者有意为之，在实际的操作中
，人的财富、土地、祖先、历史，以及态度、行为等等都成了划分阶级成分的标
准，晋绥兴县后木栏杆村是土改的典型，该村划分成分的标准就有“三代历史”
、“生活状况”、“有无剥削”、“政治态度”等多种（直到1948年2月，战争动
员的压力减小之后，中共中央才出台了早在苏维埃时期就定好的阶级划分标准）
。划谁不划谁，怎么划，完全由贫农团一手包办，上级的工作队不仅听之任之，
甚至加以鼓励。成分的划分，既成了制造恐慌，驱使人们投身运动的大棒和胡罗
卜，又是满足积极分子主要杠杆。在运动高潮中，普遍存在着多划“封建”（地
主富农）的偏向，光一个地主成分就有恶霸地主、特务地主、不法地主、逃亡地
主、下坡地主、化形地主等等各种名目，有的地方，划出的斗争对象全叫地主（
虽然政策上地主富农对待有区别，但在实际运动中，都是挨斗被剥夺）。晋绥解
放区兴县后木栏杆村是晋绥土改复查运动的典型，全村53户人家，划出了21户地
主富农，占总户数的38·84%.[14]在这种“典型经验”的带动下，晋绥区定成分
普遍偏高，有的地方像左权狮岩村全村180多户，只有8户不是“封建”。有很多
村子地富比例达到60%以上，其他地方也基本达到20—30%以上，大批的中农甚至
贫雇农被错划。（董志凯，1984）其他的老区像晋察冀，山东情况也差不多，地
富占到40—50%的也不在少数，而且原因就出在指导土改的纲领性文件《土地法大
纲》上。（阎洪贵，1992）在运动高潮的1947年底，在我们前面提到的五公村，
连一直被中共肯定和提倡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耿长锁的合作社，也被定为“
富农组织”，社产以及成员的财产遭到没收。[15]多划地富，实际上只是为了少
数人多分浮财，（董志凯，1987）但在满足贫雇农需求的背后，有着制造“空气
”，运动群众的动机在，即使真正的贫雇农，如果对运动态度消极，同样可能被
划成“下坡地主”，划成分，实际上起到了驱动运动的杠杆的作用。
因此，所谓运动过火的偏向，其实正是运动的主导者们有意导向的结果。署
着贺龙、李井泉、张稼夫等党政军要人大名，作为土改运动指导性文件的《晋绥
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这个文件与土地法大纲都是土改高潮中首先要
对农民宣讲的），上面竟然写着这样的字句：地主、富农和农民当中敌伪和地主
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雇农、贫农当中，有些人
虽然有些小毛病，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傻瓜、懒汉的帽子。”[16]给“勇敢
分子”摘了二流子的帽子，再放开他们的手脚，那么普遍的恐怖和混乱恐怕是无
法避免的了。事实上，不仅是晋绥一地如此，从五四指示发布到《土地法大纲》
公布的一段时间里，负责指导土改工作的中共负责人们，所有言论的倾向都是鼓
励和依靠“群众的自发运动”（刘少奇语），并得到了毛泽东充分的肯定。[17]上
有所好，下必甚焉，工作队干部在斗争大会上直接跳到台上大叫：“给我打”的
现象俯拾即是。[18]
在这里，并非运动的主导者对赤贫者有所偏爱，对其他人特别厌恶，也不是
他们对暴力有特别爱好，主要是建构社会两极结构需要优待和看重赤贫者，不尽
量满足他们的需求，运动就缺乏基本的动力，没有暴力的场景，就形成不了动员
必须的“空气”。划成分划得如此荒唐离谱，不是说运动的主导者失去了理智，
没有了基本常识（按道理，像后木栏杆这样的穷困山村，很可能连一个够格的地
主富农都没有），为了制造“空气”，形成运动态势的需要，冤枉一些人，在他
们看来是必要的代价，划成分的标准越是多元而荒唐，就越能刺激人们为了规避
风险而更加疯狂地投身运动，只要社会上两极对立，你死我活的“阶级对抗”局
面在农村中形成（运动中农会打杀被斗者，而逃亡的地主组成还乡团则以更凶残
的手段报复），战争动员的目标就实现了大半。到这个时候，再纠偏也不晚。事
实上，即使不纠偏，总来说，被斗的和斗人的相比，还是参与斗别人的人多，即
使平时胆小怕事，在运动剧场的情景中也难免从众（即使不被气氛感染，也会因
自我保护而参与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划出的斗争对象越多，剩下的人参与运
动的态度就越是积极，因为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立场，只要被卷进了运动斗争
旋涡里，即使不是积极分子，也就有了“政治立场”，关键是在国共角逐中选择
了一方，而只能选择一方。国共战争和土改运动交织在一起形成的农村的政治态
势就是，只要国民党一来，多数人不仅失去了“胜利果实”，而且很可能成为报
复的牺牲品。如此一来，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参与和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参军
、支前），才成为人们的一种合理选择，或者说剩下的唯一选择，这样，动员的
目的也就实现了，彭真当时有段话说得非常到位：“农民一翻身，就会要求武装
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我们应动员大批党员和翻身农民参加解放军，依靠他们提
高我们军队的质量，使之成为更能打胜仗更能坚决支持土改的人民武装。”[19]
三、日常伦理与运动伦理
在儒家伦理之下，还存在一种基本的日常伦理，或者说是基本的习惯法准则
，即老百姓所说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中间则存在相对模糊的跟佛教的果
报思想有点关系的良心恩报意识。在土改运动中，首先遇到的障碍，就是这些基
本规约对人们的束缚。要想让人们，尤其是勇敢分子之外的人们行非常之事，必
须有一套非常的道理才行，
于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在土改运动中通俗地变成了
“谁养活谁”的道理，直到积极分子们可以用这种道理在斗争大会上跟地主“讲
理”而后，才算告一段落。
接下来就是算账。贫雇农的穷，是因为地主将本属于贫雇农的东西无偿地拿
走了，不仅一辈拿，而且祖祖辈辈拿，这样算下去的话，再无偿地分掉斗争对象
的土地财物，人们也就心安理得了。
运动是一场革命，要揭露和彰显地主阶级的罪恶，才能确立运动伦理。一是
典型塑造法，即将地主中作恶多端的恶霸突出出来，以予典型化叙述（各地都编
辑了一批诸如《地主的罪恶》、《地主剥削农民的故事》这样的通俗读物），甚
至编成戏剧和其他说唱文学四处演出（如《白毛女》、《血泪仇》等），以罪恶
的点，代表所有旧精英的面。二是纠纷提升法，即启发人们回忆寻找所有跟斗争
对象之间发生的纠纷和磕绊，将所有的日常纠纷都上升到阶级压迫的高度上，经
过启发和算账，贫雇农几乎都能意识到过去在与斗争对象打交道中吃了亏，而这
就是剥削和压迫，从而反推出地主土地财富积累的不合理性，进而说明现在剥夺
他们是道德的合理的。三是迂回归罪法，即经过一种曲折的归类方式，将看起来
不相干的过错与罪过，都归结到地主阶级的罪恶行为上去。]最后是揭露伪善法。
此法一般用在那些一向有“善人”之名的旧精英身上，这样的人一般多方施惠，
农民对之有好感，因此就寻找他们其他方面的错处，以言行不一来揭露其“伪善
”的面目，使农民意识到，“善人”才是最凶恶的阶级压迫者。揭露与彰显地主
阶级的罪恶，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给斗争赋予道德批判的意义，也是构建社会
中的异类的过程，而种异类千百年来一直以非人的手段剥削压迫着穷人，不仅因
此欠了穷人的账，甚至欠了农民血债（如果近几代没有就往前推），而且因自己
的行为沦为“非人”，既然斗争时面对的是“非人”，那么做得再过火也就不是
罪过了。
最后，初步确立“穷=善美”的等式。运动伦理的建设也进入了较为深层的道
德自我评判的层次，使运动对传统日常伦理的颠覆，建立在一个比较可靠的基石
上。
四、基层权力结构的转换与重整
土地改革是一场政治运动，不仅有合适的权力技术，成功的运动伦理，更在
于拥有有效的基层权力结构。由于发生的内战，出于建构敌对两极的需要进行的
战争动员，不得不抛开既存的基层结构，另起炉灶，以贫农团为核心的农会取代
了原有的支部书记、村长、农会（旧）主任、武委会主任和治安员五大员掌权的
基层政权班底，形成一种代表面相对狭窄的运动的权力中心。（刘一皋，1989）
在运动收尾期间，又在运动班底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土改积极分子入党，有条件
地淘汰一些名声不好的“勇敢分子”，部分地结合前基层政权干部，形成以基层
党组织+农会+乡村农民代表会议的新的基层结构。
当土改工作队来到农村的时候，他们所要依靠的对象实际上处于非常边缘的
地位。在传统社会里，并不存在穷人=好人的等式，将这样的人一下子被拉到政治
中心，让他们成为掌握其他人命运的掌权者，其威信和权威不能不成为问题。
因而，运动的组织者在实际的运动操作中，能找到比较有能力的贫雇农当然
最好，在现实这样人实在太少，所以那些从前被讥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尽管有上
级工作队的支持，这些人依然会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所以，在运动发动之初，
贫农团往往会提出“先斗村干，再斗地主”的要求。
不过，即使在打倒了原来的村干部之后，贫农团往往依然处于孤立状态，有
的地方的贫农团组织的时候要宣誓，誓词竟然跟帮会的差不多。
工作队是运动主导者，他们的支持自不待言，他们实际上是贫农团权力合法
性和正当性的来源。在这个前提下，对民兵武装的掌握，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运动
展开的关键。一方面他们是听命于工作队和贫农团（有时甚至是贫农团自己）的
运动的武力推进者，打与杀的恐怖空气如果缺了他们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
他们又可以在工作队的旨意下，将不合心意的贫农团成员关押起来，成为清理队
伍的工具。
土改进入整顿组织（整党）阶段，核心内容是确立以贫农团的权威。很多地
方依然是贫农团包办一切，连农民代表会的形式都没有。
然而，树立贫农团的权威无非是为重新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全能的基层动
员体制做铺垫。
原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是要经过农民每年选举出来的，而经过运动产生的以
贫农团为核心的农民代表会，只是工作队和少数贫雇农积极分子的傀儡，与从前
的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有着本质的不同，其代表面要狭窄得多。乡村权力机构
基本上是围绕着征兵、征粮、支前来设置安排的，确实是一种动员体制。也许另
一种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经过土改，乡村原有的自助、祭祀、娱乐性的乡社组
织无不遭受灭顶之灾，土改中“社头”即使是中农甚至贫农也会受到冲击，这些
组织原来在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中的分额自然也就不存在了，直接的结果是，农村
的自组织能力大规模退化。
这种基层结构对上级的依赖明显增强了，为了架空基层干部，工作队还得借
助发动贫雇农，而这时仅仅靠他们的嘴皮上下一动，权力结构就改观了。
土改运动后期的纠偏虽然部分地纠正了运动高潮时的过火作法，但纠偏本身
也是运动动员过程的一部分，土改后的三位一体权力结构，必须更多地强调阶级
标准，不可避免的唯成分论。虽然造成了此后农村基层干部识字率和办事能力普
遍低下的后遗症，[37]但也使基层结构对上级的依赖性和忠诚度都大大地提高了
。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经过运动权力魔术的变幻，农民尤其是贫雇农对权力
的崇拜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农民对毛泽东的崇拜实际体现了他们对权力的崇拜。
五、结语
抗战后内战时期的土地改革，主要是一种战争动员，分配土地只是动员的手
段之一，或者说动员的借口，一旦实现了占有区域的战争动员，土改运动随之停
止，而之后开辟的新区一律维持原状，不进行土改，因为新区土改所导致的社会
动荡，恰恰不利于中共对资源的获取。只是在驱逐了国民党势力，控制整个大陆
之后，才开始全面推行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主要目的的土地改革。
无疑，内战期间的土地改革运动，使中共获得了战争动员的极大成功。共产
党人因武器上的极度劣势而不得不采用“人海战术”，将勇敢精神发扬到极点，
兵力的及时补充是保持战斗力的关键因素。不仅如此，土地改革也在某种程度上
，使得共产党人在士气上也占了上风，同样主张“耕者有其田”的国民党人，在
宣传上很是矮了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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