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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５・１８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
－余汝信－
林彪在著名的１９６６年“５・１８讲话”中提及：“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
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
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
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
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
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
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
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
刻很严重的问题”。
本文试图根据目前国内已公开的资料，对“５・１８讲话”前后大半年时间（
即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至１９６６年８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没有睡好觉
”而在“上层”采取的“防止反革命政变”措施，作一概述。
一、更换中办领导人
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９日上午，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三人约时任中央书记处
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谈话称，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须立即调动杨的
工作。
半年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加诸于杨尚昆的罪名主要有两项：１、不顾中央
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泽东和中央常委
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２、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
重地泄露党的核心机密。
所谓窃听器，其实是录音机。中办机要室曾自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始，对毛外出
时的一些重要谈话进行了录音。次年１１月，毛明确表示不同意搞录音，但机要室
似乎有些“阳奉阴违”（批杨时认为是得到其支持），１９６１年１月底至４月初
毛外出期间，发现还有录音情况，大为光火，指示随卫的汪东兴即行报告中央书记
处查处。中央书记处据此批评中办机要室，并决定分别给予该室主任叶子龙、副主
任康一民、吴振英以严重警告、警告处分。此事为什么四年多以后才成为对杨极不
信任的诱因？很大可能是１９６５年１０月期间，又发现中办下辖的中央档案馆的
所谓“失密”问题（即杨的罪名的第二项），这样，两事虽相隔四年，但账却合起
来一起算。
１１月５日，彭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宣布杨工作调动，离京到广东工作。
１１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职务，任命中办警卫
局局长汪东兴为中办主任，同时，中办机要局局长李质忠提为中办副主任。
有学者论及，１９６５年１１月中央是“撤销”杨的职务，不确。中央正式通
知，用的是“免去”的说法，与“撤销”性质有所不同。杨的罪名，是在半年内逐
步升级的。
１２月１４日，毛泽东约李质忠谈话，称：“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
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
鬼蛇神会出来破坏，要把这个意思告诉中央机要局、机要室，还要告诉军队的机要
局、广播事业局的负责同志都要注意”。
杨尚昆是１２月１０日离京去广州的，但到穗后职务尚未明确，由此亦可见将
其调离北京决定之匆促。２９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去电中央，催问杨的具体任
职。３０日，中央书记处方研究决定并经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核阅后通知中南局
，任命杨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自然，对杨来说，这不过是一个虚衔。
半年后，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２日，陶铸、赵紫阳（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向
杨传达中央决定称，停止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免去其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
，改任肇庆地委副书记。同月底，中央同意杨自己调换工作地区的要求，改任山西
临汾地委副书记。７月３日，正式宣布其隔离审查。
１９６６年５月，被怀疑与海外有联系、外泄机密的中办副主任田家英自缢身
亡。主管中央档案事务的副主任曾三停职审查。６月，周恩来的亲信、国务院副秘
书长（前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调任中办第一副主任，７月，童兼新组建的中
办秘书局局长。８月，成立中办政治部，将中办的组织人事统归其管理，调南京军
区政治部副主任王良恩为中办政治部主任。
二、整肃军事系统高层
在中央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办主任职务五天后，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５日，军委
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停职审查。中央及军委办公厅主任同时变动，令人很
难相信纯为巧合。
肖向荣停职后，由军委副秘书长、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军委办公厅代主任
，调国防科委副主任路扬为办公厅第一副主任。
１２月２日，毛泽东在林彪报送的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关于５５师紧急备战中
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批道：“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於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
，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一
般认为，毛这段话是针对罗瑞卿所言。六天后，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解决罗瑞卿
问题的常委扩大会议，正在华东的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周恩来、邓小平受命代表
中央与罗谈话，会后，罗停止工作。１２月２９日，中央任命杨成武为代总参谋长
。
我们注意到，杨成武的两个新职，都带“代”字。罗瑞卿在党内是中央书记处
书记，在军事系统，他最具实权的职务还不是总参谋长，而是军委常委兼秘书长，
罗据此主持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的军委办公会议。显然，以杨成武的资历和威望，远
难承担如此重任。
１９６６年１月８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军
委副主席。这一决定，着眼点其实是最后一位－－叶剑英，毛意在将投闲置散已久
的叶推上第一线。以叶剑英的元帅身份，当然足可以将罗比下去。
３月４日至４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指
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负责主持。由於邓、彭不能经常到会，另组织一个七人小
组，其实就是由该小组的主要成员叶剑英牵头主持。叶在会议上作了题为“彻底粉
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主要发言
，并于会议结束后的４月２４日与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共四人联名向毛、中央报
告，揭发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
讨论罗问题的小组会议，除罗外还捎带批判了刘亚楼（已去世的空军原司令员
）、肖向荣、梁必业（总政副主任）三人。肖华在会议发言时说：“我们对刘亚楼
同志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刘亚楼同志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也有个人野心，
当了罗瑞卿同志的工具”。“还有肖向荣同志，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在罗瑞卿同
志的包庇怂恿下，帮助罗瑞卿同志干了很多坏事”。“梁必业同志和罗瑞卿同志的
关系也是很不正常的”，“梁必业同志跟罗瑞卿同志跟得很紧，在许多重大问题上
和罗瑞卿同志一唱一和，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
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中央批转了七人小组４月３０日关于罗瑞卿错误的
报告，决定停止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
书长。如此这般，罗在军内的实权性职务一分为二，主要者由叶剑英接替，杨成武
辅之。
三、加强广播事业局安全警卫
早在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中央台在现场进行实
况转播的播音员时，突然心血来潮、忧心忡忡地说：“我们说话别人听不见，他们
说话全世界都能听见，广播就是重要。那个国家搞政变，都要先拿广播电台，伊拉
克一个坦克团和一个广播电台就把卡塞姆推翻了。要重视广播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
。中近东许多国家发生政变，搞政变的人开始就要夺广播电台，向全国和全世界讲
话，原政府的声音就听不到了”。
毛泽东当即吩咐周恩来说，你们要管广播电台，电台怎么样？不要出问题。要
从部队调一个强的干部去领导广播事业局。当年１０月１３日，根据毛、周的意见
，中央调陆军第６３军政委丁莱夫到广播事业局任党组书记，文化人出身的原书记
梅益降为二把手。次年４月，中央批准广播事业局建立党委，丁为第一书记，梅为
第二书记。
在毛泽东与李质忠谈话刚好一个月后的１９６６年１月１４日，周恩来约丁莱
夫、杨成武、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谈广播电台的安全保卫问题。周称，广播事
业局要成立电台安全保卫小组，要从部队调一个现职参谋长专管电台的安全保卫工
作。
３月２７日，周恩来在杨成武、王尚荣（总参作战部长）、吕展（北京市公安
总队总队长）及丁莱夫等陪同下，检查广播事业局大楼（时局机关与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北京电视台均在同一大楼内）的安全警卫情况，指示要制定警卫应急方案、
指定应急支援部队、播音室前要有战士守卫、大楼院内不能开门太多、广播剧场不
能对外，等等。
３月２８日及４月１２日，周恩来分别检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位於北京市郊
的两个发射台－－双桥４９１台、沙河５７３台的安全警卫工作。
４月８日，拟调广播事业局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陆军第６３军参谋长王寿仁抵
京履任（据王寿仁后来回忆，他是乘坐周恩来的专机赶至北京的），５月３０日，
中央正式任命王寿仁为广播事业局副局长。
５月１４日，即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展开对彭真的批判期间，周恩来于０时４
０分指示广播事业局代管北京市台。广播局上午研究确定了代管办法后，向周作了
汇报，周当天批示同意。
５月２７日，公安部队司令部作出《关于加强广播电台武装警卫情况的报告》
。报告称，年初以来，根据周恩来、总参和公安部的指示，公安部队对加强重要广
播电台的警卫工作采取了很多措施。各地９８个重要广播电台普遍加强了兵力。各
总队对电台警卫工作均指定专人负责。各重要电台的警卫部队还调整加强了干部，
并有营以上干部重点掌握。各省、市、自治区对调动电台警卫部队的权限都作了规
定，以防止发生问题。加强了通讯联络，给警卫部队配备了无线电台。
四、成立首都工作组，扩编北京卫戍区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５日，周恩来、叶剑英依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
，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
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
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
责。
关于首都工作组的实际功能与存在时间，我们至今得知尚少。从它的组成人员
来看，似为一跨军、地两方，跨党、政部门的高层次的协调性机构。它的组成人员
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５月后兼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军委副秘书长
兼代总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总政副主任、华北局第一书记（５月后兼北
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办主任、国务院秘书长、北京军区两位副司令员（其中傅在
５月后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及华北局的各一位书记。
５月１８日，即林彪“５・１８讲话”的同一天，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
进行部队调动事，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拟调陆军第
６３军１８９师和陆军第６５军１９３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卫戍区司令员由傅崇
碧担任。部队到后，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新调整。毛泽
东阅后批示：照办。
５月２６日，叶剑英主持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周恩来参加。会议研究
和决定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
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讲话称：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
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
。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
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
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北京卫戍区进行扩编。除傅崇碧兼卫戍区司令员外，
调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作珍任卫戍区第二政委（７月，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
兼第一政委）。扩编调入的部队，与５月１８日周恩来与杨成武等商议后报告毛泽
东的方案有所变动。５月２７日，军委命令，将原属公安部队总部指挥的首都警卫
师、北京市公安总队及陆军第６３军所辖的第１８９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首
都警卫师改称警卫第１师，北京市公安总队改称警卫第２师，１８９师番号不变。
６月１５日，军委电示，将陆军第２４军所辖的第７０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
番号不变。
扩编后的北京卫戍区从仅有新建的一独立团增至拥有四个师的建制。其中１８
９师为北方甲种师编制，辖三步兵团、一炮兵团和一坦克团共五个团，５月３１日
至６月６日，从石家庄获鹿地区进抵北京市郊长辛店、清河、南苑。７０师为陆军
机械化师编制，是陆军第２４军以至整个北京军区的主力，辖三摩托化步兵团、一
高炮团、一加榴炮兵团和一坦克团共六个团，６月２０日至２１日交接完毕，位於
原驻地北京以东顺义、通县及怀柔一线不变。
毛泽东并不讳言，所谓“保卫首都”，其实是针对彭真的。正如１９６７年２
月他会见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时所说：“北京市委是水也泼不进，针也
插不进。现在不是改组了吗？还不行，还得改组。当发表改组市委时，我们增加了
两个卫戍师，现在是四个卫戍师。以前两个师是好的，但太散了”。
五、撤销公安部队番号
１９６６年２月２２日，毛泽东在南方召见叶剑英、杨成武时指示：撤销中国
人民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人民解放军。
将内卫部队与国防军混为一体，是历史性的倒退。此前，公安部队的建制属公
安机关，由军事系统和公安机关实行双重领导。毛显然对这种双重领导的体制放心
不下，认为“太散了”，为此，开倒车也在所不惜。
２月２８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第４０７次会议，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李
先念、康生等出席，谢富治、林枫、叶剑英、杨成武、肖华、汪东兴等参加。会议
决定：“经请示主席批准后，决定撤销公安军这个军种。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撤
销后，分别划给各军区管辖，城市可留一部分归警备司令部指挥。具体问题，由杨
成武同志和谢富治同志商办”。据此，中央成立了由谢富治、杨成武、李天佑、杨
奇清、徐立清、李天焕组成的公安部队整编小组，负责提出整编实施方案。
５月１６日至２２日，公安部队党委在北京饭店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总
队领导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书记处第４０７次会议决定。
５月２９日，公安部队整编小组向中央提交《全国公安部队整编报告》，经周
恩来审核后报告毛泽东，６月６日，中央、军委批转了这个报告。６月７日，军委
发布命令称：“遵照毛主席、中共中央关于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统一整编为中
国人民解放军的决定”，军委决定除北京市公安总队已于５月２７日拨归北京卫戍
区建制外（余注：这里没有提及首都警卫师，是因为该师在调归卫戍区前虽属公安
部队总部领导指挥，但建制仍属北京军区），其余全部公安部队自７月１日起，拨
归各大军区、省军区、上海警备区建制领导，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撤销。以原
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为基础，和现炮兵管理导弹部队的机构合并，整编为第二炮兵领
导机关。
此后，全国公安部队按照中央和军委的命令进行了整编。各省、市、自治区公
安部队于６月３０日拨归各军区领导。公安部队共向各军区移交编制定额３６万人
（实有３７．８万人）。
以上概述，给我们的启示至少是：
其一，“防止反革命政变”是在毛泽东本人督导下所做的一篇“文章”。是毛
泽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防修反修思维
的具体实践。
其二，“防止反革命政变”的总决策者，是毛泽东本人。无可否认，林彪因其
自身的利害关系，对此决策是积极响应的，但更不可否认的是，周恩来、邓小平，
尤其是周恩来，也是积极响应、坚决贯彻的。在此过程中，如果非要说林与周有什
么区别，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林彪是讲得多，做得少，而周恩来却是做得多，
讲得少，如此而已。周处处亲力亲为且并非没有讲话，在林彪“５・１８讲话”后
第三天的５月２１日，周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讲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
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这是有案可稽的，说林
彪一个人在念“政变经”，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其三，“防止反革命政变”一役，使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显著上升。
谢富治、叶剑英、杨成武及肖华，都是此役中风头甚劲者。区别在於谢、叶、肖等
人似乎都没有山头，或者说从不显露出有山头，而杨成武却是有山头的，与其说是
后来所指的“华北山头”，不如说是“６３军山头”。我们注意到，在“防政变”
的大部分措施中，隐约都有６３军的影子。杨本人，是该军前身冀中部队司令员；
郑维山、傅崇碧，先后担任过该军军长；黄作珍、丁莱夫，先后担任过该军政委；
路扬，曾任该军政治部主任；王寿仁，该军参谋长。调入北京卫戍区的１８９师，
是６３军的老部队。毛泽东最忌山头，“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毛泽东语
），此为两年后的“杨余傅事件”，埋下了伏笔。（２００４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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