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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面临的最大困惑是:一方面,渐进式改革离不开政府主导,政府的作为决定
改革成败;另一方面,政府行为的执行系统,即官僚体系本身已开始僵化 腐化.政府
运作效率越来越低,腐败难以抑制,政府行为越来越易于被利益集团所扭曲.政府的
角色功能开始发生变化,似乎不但难以承担推进改革的重任,还有着在一定程度上
沦落为既得利益守护者的危险.改革越来越缺乏动力,丧失民心.
改革前景的黯淡,使社会陷入空前的迷惘 不安和躁动之中.改革初期万众一心 万
人期待的理想局面不复存在,广大社会阶层逐渐丧失对改革的信心.部分人产生怨
恨,开始以极端方式报复社会;部分人开始转而寻找新的出路.社会对改革的认同,
降至空前低谷.
要走出这一困境,静止地看待问题是不会有答案的.社会变数太多,方程无恒解.最
大的变量或许就是政权本身的改革意向和可能的政策实施力度.
不管是出于治理社会的责任,还是政权本身长期延续的需要,中国领导人改革的意
念是勿庸置疑的.但这种意念及其落实,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干扰和现实条件的制约
.考量到政权核心构成的差异以及历史的偶然性,未来中国可能呈现多种不同走势
:
一,出于自身的局限性,政权核心改革意向淡漠.或者完全从维护传统或一时稳定来
考虑问题,或者完全被利益集团所牵制 所左右.改革陷于停顿 倒退.政权和社会,
虽能苟安于一时;但危机和矛盾,将在表面的平静下堆积 发酵,在社会的深层激荡
.
完全从统治集团或特殊利益集团出发的举政,必然严重损害社会其它阶层的利益;
必然激化矛盾,最终酝酿成社会底层强烈的反弹.冀图掩盖危机,往往只会加速危机
的爆发;一心求稳,终归难稳;因循苟且,无异于坐以待毙.
二,政权核心层改革意愿坚定.但整个官僚体系已开始僵化 糜烂,并自然衍生出一
种僵硬 庸俗,而又带几分诡异的政治生态.这也是官场上的一种逆向选择机制,它
必然同时孵化出一整套相应的党内 体制内游戏规则.
大脑与身体是息息相关的.官场整体的政治生态必然会传染到最上层,并在其中找
到自己的代理者.对于既成的游戏规则,最终,高层也难能免俗.
于是,一方面,政权核心的改革举措,在决策上不断被保守势力和利益集团所干扰
所牵引,不断发生偏向;在执行上不断被歪曲 被化解,不能充分展开.另一方面,既
得利益集团也会受到一定抑制,不能横行无忌;改革仍在继续,虽然往往是以更有利
于既得利益的方式在推进.
改革就这样陷入进退相持之中.对此,社会其它阶层也并非完全无能为力,但确实作
为有限:一方面,可以在现有条件下,尽可能地集结民间力量,争取对政府行为及既
得利益者,形成一定制衡;另一方面,可以借重国际规范的力量,如wto,对社会未来
走向,构成一种制约.
这样做虽然总会起到一些作用,但并不能保证能克制住腐蚀政权 异化改革的腐败
官僚和既得利益的力量.因此,未来在这种情况下,将是未知的,朦胧的.中国的命运
,将更多地取决于其它方面的变化和历史的偶然性.
叁,中国"恰好"遇上一个"明君".他既有坚定的改革意志,又有强大的推行改革能力
;既能接纳支持改革的社会新生力量,又能抑制强势利益集团的横行及其对改革的
阻挠;既能化解社会边缘阶层的怨愤和不满,又能妥善应对改革 发展 稳定的棘手
局面.这时,所谓的"两难困局"将迎刃而解;亚里士多德的恼人绳结,将被亚历山大
的利剑直接斩断.这,也是我们社会依然需要呼唤"明君"的理由--因为我们别无选
择.
现实中,真正的困惑或许是:在现行体制下,对于未来会是何种局面,民众几乎完全
无能为力.除了发出有限的几声呻吟或呐喊,我们不知道自己未来的领导人会是什
么样子,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切只有交付给命运无情之手来摆弄--希望中华
民族的运道不会那么差:曾经有过千年辉煌的泱泱大国,在历经百年的屈辱艰辛以
后,或许还能赶上现代化腾飞的步伐！
这种情形当然不能令人满意。虽然我们在看待历史时,不难得出"某某事或某某人
,因客观条件所限,只能做到这一步"的结论.但事到临头,轮到我们自己,大多数人
还是会抱有一种理想主义情结:以为所有问题，总会有解决办法;一定有某种济世
良方,藏在某个角落,只等我们找到它.事实上,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有答案,也不是所
有难题都有解决之方.社会,并不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走到理想的一面;个人
,也常常并不是有力就能施.一切都需要条件.当条件不具备时,人们要么只能准备
等待;要么就向现实低头,退而求其次.
这或许很无奈,令人丧气,但现实就是如此.理想化的逻辑,只会导致脱离现实的冲
动;揠苗助长,往往酿成损失或灾难.大而言之,社会可能因此加剧震荡,历史可能因
此多走弯路.
可以说,任何时候,能够解决所有不同情况下同一问题的灵丹妙药,是不存在的.事
情总是具体的,未来总有一些变数,必须针对或预设不同的情况,分别对待.同时,形
势比人强,预设的不同条件,往往就预示了事物的不同结局.人的作用,常常只在于
对既成的形势作出微调.成功者大都是顺势而为,因此,面对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同条
件或局面,我们不但要设计不同的应对方式,更要相应调整对目标的设定或预期.死
抱住理想不放手,无异于镜中求花.
古人对策时,常有上中下叁策之说,其实就是分别不同的客观可能性,设计不同的目
标和手段.这,或者才是现实主义的对策观.
还有一些人,醉心于极端方式,惟恐天下不乱.听到点风吹草动,往往就兴奋不已.对
未知抱着幻想,对历史存有侥幸.
确实,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改朝换代的成功范例.但历史可以轻描淡写,身在变局中的
人,却未必不是苦不堪言.所谓"白骨盈于野,千里无人烟",正如李敖所言:看的人都
喊痛快,干的人未必真爽.更重要的是,社会发展至今,各方面情况已有很大不同,简
单说就是:
其一,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得暴力的破坏性巨增.一旦开始暴力冲突,后果难以逆料
.
其二,现代经济不同于古代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没有多少社会存量积累,经济破损
易于修复;现代经济是一步步堆积起来的,一环紧扣一环,一朝倾毁,元气很难恢复
.更何况我们现在已不再是封闭的中央大国,列强环伺下,难有缓过气的机会.
其叁,现代政治变迁,从整体上说,为和平解决社会争端创造了可能.
因此,现代各国大多采取和平方式进行社会变革.其中的关键在于,要能及早发现问
题,及时应对矛盾.同样是社会进步，不断的微调,远胜于一时的突变.
也有人说：中国目前情况异常复杂，任何“明君”都难有所作为。要真正解决问
题，只有靠民众的参入，靠民主的对话协商机制。
且不说民主于今之难行，即从制度的适用性来看：从即时效果而言，开明的君主
制，优于讨价还价的民主协商制--这是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基雅维里都认同的政治
学命题。此一命题，应该是越面临棘手局面，越能彰显其有效性；而民主制，则
越是在成熟稳健的社会，越能发挥其功用。那么为什么现在一谈到问题的复杂性
，就一口咬定“明君效应”必定失灵？莫不还是一种通俗的潜意识在作怪：自己
没有的，才是宝贝；自己能有的，都不值钱？
我并不担心，“明君”能不能起到作用；我只担心，“明君”会不会及时出现。
何清涟女士曾有言:人是制度的奴隶.朱容基在1999年的困境证明,在中国老一代政
治强人去世以后,现阶段领导人个人并不具备与制度抗衡的力量.
何的论证并不充分.朱的位置,限定了他不能成为"明君".因此,朱的遭遇,并不说明
制度已经变异到了不能产生出可以克服体制惰性的强者的程度.
实际上,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改革至今并没有根本变化.英雄的时代尚未终结.时
代呼唤英雄,中国今天仍有可能产生出象邓小平那样,能超越原有政治生态,制订新
的游戏规则,创造时势,扭转乾坤的世纪伟人.
对此,我们只有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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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90 ] 无套裤汉(魏.镇.彩.贝) - 21:26:22 3/27/2002 *** 回 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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