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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总统机关算尽“太聪明”
——美国对华“西化”、“分化”战略之二
一
我在有关拙著里较为具体地说过，在运用“和平演变”战略摧毁了苏
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且严重冲击了中国，在对外用兵方面一战巴拿
马、再战海湾而且两战皆捷，为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建立的功勋超过了战后
以来的历届美国总统、名声显赫的乔治·布什先生，却在1992年的竞选
连任之战中被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而去；那位在全国既非名人、为人
品德又有若干弱点易遭对手攻击、区区的一位阿肯色州州长威廉·克林
顿，在这一年的竞选角逐中居然战胜了乔治·布什先生，夺得了坐镇白宫
的发号施令大权。[1]
这位来自小石城的新总统还在1992年竞选期间，就讽刺乔治·布什先
生“溺爱”[2]中国领导人，在推行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民主”、“自
由”观念，特别是“人权”观念方面对中国表现不力；这个只当过美国南
方一个小州的州官、不谙世事、从来没有同中国打过交道的年轻人，在老
谋深算的“中国通”布什先生面前班门弄斧，吹嘘他当选总统后在这个方
面必然要比布什先生强。在走马上任之前和宣誓就职、进驻白宫大院之
初，这位新总统就由他本人并责成他提名任命的国务院负责官员向社会主
义中国发出了一系列威胁的信号。
在正式宣誓就职的前两天，即1993年1月18日，当选总统、民主党人威廉·克林顿在波
托马克河畔的乔治敦大学发表了一篇外交政策演说，一方面强调了他即将组成的政府与以共和
党人乔治·布什为首的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连续性，同时表明了他要充英雄好汉，要实行比
布什政府更为强硬的对外政策。在谈到当时的世界局势时，克林顿兴奋异常地声称：“世界范
围的民主革命已经显示出它的力量和坚韧性。这场革命已经从格但斯克造船厂扩展到莫斯科的
大街，从北京的校园发展到萨尔瓦多的村庄和索韦托的城镇。”他说的“萨尔瓦多的村庄和索
韦托的城镇”只不过是个陪衬。在他看来，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发动的这场所谓“民主革命”，
即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货真价实的反革命事业，形势该是多么好啊！他接着提出了他即
将组成的新政府的所谓外交政策三原则，即经济安全、军事安全和推进“世界范围的民主革
命”。关于这最后一条，他发誓说：“我的政府的对外政策将以民主原则和民主制度为根基。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我们将支持那些同我们一样抱有民主价值观念的人，因为这是
符合美国和全世界的利益的。”[3]
1993年1月13日，即在当选总统克林顿发表那篇乔治敦大学演说5天以前，克林顿提名任
命的国务卿候选人沃伦·克里斯托弗在联邦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审议对他的提名的听证会上
宣读了事前经过克林顿审问的证词。
克里斯托弗首先提到：“在当选总统克林顿提出要我出任他的国务卿以来的三周中，我收到
了许多祝贺信，也收到了几乎同样多的同情信。朋友们强调这个新世界的赤裸裸的冲突以及我
们自己的资源有限，他们对我说，我得到的是一项重要而不愉快的任命。
我感谢他们的关切，但不同意他们的估价。”
克里斯托弗的这一段开场白说明，在对当时世界局势的观察方面，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并不乏
头脑清醒的人士。但是，无论是克林顿先生还是克里斯托弗先生都听不进这些意见，头脑不清
醒。
克里斯托弗接着说了克林顿和他本人对当时世界局势的基本看法。他说：“我认为我们已经
来到了一个独一无二、充满希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是变革，而且我认为其中的许多
变革对我们有利。冷战已经过去，为集体安全和人类尊严而进行的40年持久的努力得到了报
偿。生活在自相矛盾的共产主义枷锁下的千百万人得到了自由。民主愿望的浪潮正在从西藏到
中美洲兴起。较为自由的市场正在扩大其繁荣的疆域。”
克里斯托弗说：“尽管我们的外交政策有很大的连续性，我们的政府，即我们的新政府仍然
承担了为美国在冷战后起领导作用而制订一项战略的任务。”他所说的这种“战略”，就是即
将上台执政的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三原则。
克里斯托弗逐项解释了这三条原则。
关于“经济安全”。克里斯托弗说：“现在是实现谋求保证让美国企业进入不断扩大的全球
市场的外交的时候了。”“我们不会对把我们重要的外交同我们的经济目标联系起来而感到脸
红。我们要求我们的外交使团用更多的精力收集有关市场机会和市场壁垒的紧要信息，并积极
协助谋求在国外做生意的公司。”
关于军事安全。克里斯托弗说：“我们必须保持强大的防务力量，同时使我们的武装部队适
应新的和持久的安全挑战。”“我同意当选总统克林顿的说法：我们决心不断地实行威慑、有
时投人战斗而且始终取得胜利。”“在关系到我们生死位关的利益时，我们将始终保持我们单
独行动的选择。正如当选总统说的那样，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格言应该是：‘在能够一起努力的
地方一起努力，在必须单独行动的地方单独行动。’”
关于推进“世界范围的民主革命”。克里斯托弗说：“我们的新外交将鼓励正使我们的世界
发生变化的全球民主革命。”“对国外的民主和人权的支持能够而且应该是改善我们自己的安
全的一项中心战略原则。”“我们的政策将是谋求促进中国出现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制的广泛
的、和平的演变，办法是鼓励那个伟大的、非常重要的国家里的实行经济和政治自由化的势
力。”
克里斯托弗还为此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它们是：
1．“在信息时代，公开外交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将支持建立一个自由亚洲电
台”。
2．“我们将快速采取行动，建立‘民主队’使有经验的美国人同外国基层民主领导人保持
联系，并加强无党派色彩的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
3．“我们还必须改善我们的体制能力，以便向正在为建立民主和自由市场而斗争的人们提
供及时、有效的援助。”[4]
克里斯托弗在这篇国会证词中引用的克林顿的那些活，都是克林顿在1992年竞选期间和当
选以后讲过的话。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即克里斯托弗说的“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是一个主要由美国
联邦国会拨款，以民间团体的名义出现，官方与民间结合，专门从事反华、反共、反社会主
义、反民族独立运动的组织。
克里斯托弗先生的可爱之处是，他从反面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警惕和防止帝国主义
“和平演变”战略的理论的正确性。除了隐蔽活动以外，克里斯托弗先生在这篇证词里把克林
顿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从共产主义到民主制的广泛的、和平的演变”这一项“中心战
略原则”以及实行这一“中心战略原则”的具体办法，几乎和盘托出来了。这对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提高警惕性，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卫国家安全，是很有利的。
克林顿政府1993年1月20日正式上台执政。
一个月以后，即同年2月26日，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大西洋理事会上发
表的演讲中，重申了克林顿政府上述外交政策三原则。[5]
同年3月31日，温斯顿·洛德先生在美国联邦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审议克林顿总统提名
他为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的任命时作证。他的证词中有关对华政策部分的要点如
下：
“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曾在亚洲打过三场战争。我们在那里拥有持久的安全利
益。……
“由信息与自由市场促进的全球民主潮流涌人了这个地区。但是世界上最后5个共产党政权
中的4个，与其他一些压迫政权一起，在一个被扭曲的时代里仍然困守在亚洲。……
“自从20多年前参与对中国的开放以来，我一直为建立美中关系在做艰苦的努力。我将在
既恪守美国的利益、又遵循美国的观念的基础上继续这样做。……
“中国是当前国际秩序中的一个有影响的国家。这个国家里生活着世界上1／5以上的人
口。它拥有核武器，出口核技术。它发射人造卫星，出售导弹。它代表着一个巨大的市场，一
个世界上最灿烂的文明。它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对解决印度支那、朝鲜和有争议
的岛屿等关键区域性问题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邻近动荡的中亚地区，在需要采取全球性行动的新挑战方面所能起的作用非常突出。
“近年来，中国向世界开放，并走向市场经济。它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包括台
湾和香港在内的大中华社会已经成为最有希望的投资和贸易地区。
“同时，中国领导人坚持已经过时的极权制度，种种严重的弊端积重难返。……中国领导人
正在从事一场赌博，认为开放的经济和封闭的政治将有助于维护他们的控制制度。他们的这场
赌博迟早会输掉。经济改革产生并要求政治改革。在当今世界，如果不开放社会，任何国家都
不可能保持持久繁荣。现代化的动力——技术和信息以及世界民主潮流一直在侵蚀着共产主义
和极权主义。
“因此，我们面对的政策挑战，是既要把与这个重要国家交往、又要把我们所承担的促进国
际价值观念的责任这两者结合起来。
“因此，美国应当对北京实行一种微妙的政策，直到中国出现一种更为人道的制度。回避中
国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既需要谴责镇压，又需要与中国的进步力量保持联系；这些进步力量
是我们两国长期关系的基础。
“……
“中国人民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抱有同样的渴望[6]。我们将不以傲慢的态度支持他们的
那些渴望，承认中国人民将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并对我们将与中国的未来站在一起充满信
心。”[7]
对温斯顿·洛德先生的这篇证词，有几点需要做点解释。
第一点，是他攻击中国共产党实行“极权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行“极权制度”。
这种语言，我们已听过千百遍，并不新鲜。
从哈里·杜鲁门和迪安·文奇逊以来，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在政界的代表人物对中国共产党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大都是使用这种语言予以攻击的。
毛泽东同志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即1949年8月28日撰写的《为什么要讨论白
皮书》一文中，就对此做了答复。他写道：“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
半是说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
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
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
在我们的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
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
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
越显得是一个法宝。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
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
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
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8]
难道还说得不够明白吗?应当说是够明白的了。
难道还需要做什么补充吗?用不着了。
第二点，是洛德先生说的“需要与中国的进步力量保持联系”，并且说“这些进步力量是我
们两国长期关系的基础。”
洛德先生说的“中国的进步力量”，指的就是以方励之为代表的卖身投靠美国资产阶级、竭
力要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附属国的那些人物，也就是毛泽东同
志所说的“反动派”。洛德先生过高估计了他们的能力。他们按照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旨意对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颠覆活动，无异于蚍蜉撼大树，痴心妄想而已。洛德先生把中美
“两国长期关系的基础”放在这些所谓“进步力量”的身上，终究是要失望的。
第三点，对温斯顿·洛德先生上述最后一段引语里所使用的一个词“渴望”，由于他话到嘴
边留半句，欲言又止，言未尽意，也需要做点解释。按照洛德先生的意思，所谓“中国人民与
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抱有同样的渴望”，就是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广大人民
群众“渴望”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极权制度”、“渴望”
推翻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渴望”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渴
望”实现美国资产阶级竭力鼓吹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亦即“渴望”复辟资本主义，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附属国。因此，洛德先生的结语是，他“对我们将与中
国的未来站在一起充满信心”。由此可见，温斯顿·洛德先生虽然在中国呆过多年，并不了解
中国人民。这位先生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是生活在幻想中。
与克里斯托弗先生的那篇证词相较，温斯顿·洛德先生的这篇证词里的风格不同，意思则
一。这后一点，在他的证词里是说得清清楚楚的。所谓风格不同，是他使用的外交语言较多，
不像克里斯托弗先生那样张牙舞爪，把对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方案和盘托出；他说话
有点拐弯抹角，有些地方比较隐晦。这与洛德先生的个人经历有关。
温斯顿·洛德先生是1971年7月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之行的随行人员，对20世纪70年代
初期中美关系的改善做出过贡献。
70年代上半期，本书作者曾在华盛顿与他见过面，共进过晚餐，交谈之中，有关改善中美
关系的共同语言颇多，可以说是一位旧友。
80年代，他曾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返美以后，他担任过洛克菲勒家族主持的、美国著名
的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全国民主捐赠基金会(如前所述，这是一个专门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
独立国家实行颠覆活动的组织)董事长，卡内基美国与新世界全国委员会董事长等职务。80年
代末期以后，他由一位改善中美关系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强身一变，成为对华推行“西化”、
“分化”战略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人，与中、美、苏“大三角”的世界格局发生变化密切相
关。就这个方面而言，洛德先生算得上是美国资产阶级政界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
克林顿政府成立之初，政府高级官员发表的有关对社会主义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公
开言论还有一大堆。为节省篇幅，就不再一一引用了。
总而言之，克林顿政府上台前夕和上台初期接二连三地公开宣布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战
略，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来势汹汹，摆出了一种剑拔弩张的姿态，摆出了一种有点类似
我国古典小说《水济传》里柴进府上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洪教头莽莽撞撞地棒打林冲的架势
[9]，好像非要把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口吞下去不可。
二
克林顿总统坐镇白宫、两个任期的头7年，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的皮椅上坐得很不安稳，一直
被国内外各种问题以及涉及他本人的“白水案”、“琼斯案”、“莱温斯基案”所纠缠。然而
这位总统在对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方面却绞尽脑汁，千方百计，不遗余力。
这7年期间，就表面形式而言，克林顿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方面发生过一些变化。
我们可以把克林顿政府在这7年期间就对华关系的处理，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1993年为“遏制”[10]阶段，或者按照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的语言来
说，是由“遏制”转为“扩展”即“扩展民主制”[11]的阶段；
1994年到1996年为“接触”[12]或曰“全面接触”[13]的阶段；
1997年到1999年为“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14]的阶段。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在第一阶段，即所谓“遏制”或“遏制”转为“扩展”阶段，中美两国之间虽然保持着外交
关系，但克林顿政府继续实行中止两国高级官员互访的政策。
在第二阶段，即所谓“接触”或“全面接触”阶段，从1993年年底起，两国实现了包括外
交部长(在美国为国务卿)、财政部长在内的政府高级官员的互访和各种有关的会谈，并且恢复
了两国间的军事交往。
在第三阶段，即所谓“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的阶段。这个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
系”的主意，是由克林顿政府提出、我方表示同意的。克林顿政府惯于使用桌面上握手、桌面
下踢脚的那一套。实际上，即使是对已经实现了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亦即复
辟了资本主义的俄罗斯，俄美两国元首1994年1月签署《莫斯科宣言》、宣布建立“战略伙
伴关系”之后，克林顿政府就从来没有真正遵守过它所做出的诺言，一直在想方设法进一步进
逼、削弱、打击俄罗斯。由于美国统治集团顽固坚持敌视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场，在中美两国之
间建立这种“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就更不可能。克林顿政府不过是想用这种“建设性的战
略伙伴关系”牵制我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并套住我国跟着它走；但这也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
已。
然而在这个阶段，中美两国关系有了一个进展，即在亚太经合组织多次接触的基础上，中美
两国元首毕竟实现了互访，冲破了美国统治集团“制裁”中国的最后一道闸门。
由此可见，克林顿政府对华仍然是奉行的两手政策。也就是说，克林顿总统既经营了一家铁
匠铺，又开了一家豆腐铺，对中国软硬兼施。不过他使用铁匠那一手更多，更加频繁。
实际情况是，对社会主义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既定方针。在
上述这三个阶段，无论是在其中的哪一个阶段，或者是把这三个阶段作为一个整体，克林顿政
府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不断玩弄“变身法”，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即对社会主义中国实行“和平
演变”战略、或曰“西化”、“分化”战略这一条始终未变；不仅未变，而且还变本加厉。
克林顿政府对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有一个重点，即突出所谓“人权”问题。
美国统治集团正式实行“人权外交”，是从卡特政府上台执政之后开始的。不过卡特政府
“人权外交”的重点打击对象是苏联。里根政府在其两个任期内，一直继续执行卡特政府挥舞
“人权”旗号，对苏联实行“和平演变”战略；在其第二任期内，更是明目张胆地运用“人
权”武器，对戈尔巴乔夫实行以压促变的方针。布什政府任期内，终于利用戈尔巴乔夫右倾机
会主义的弱点，实现了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瓦解苏联、演变东欧的夙愿。与此同时，布什政府又
高举“人权”旗帜，支持方励之等少数中华民族的败类在中国内部队事颠覆，企图“和平演
变”中国，但道惨败。现在，克林顿政府决定继承布什政府的未竟之业，决心硬着头皮干下
去。
三
关于西藏、台湾问题和出动美军飞机炸我驻南联盟使馆的事件，本书随后将分别论述，此处
不提。我们在这里只简略叙述克林顿政府上台执政以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和平演变”的
若干重大事件。
这些事件如下：
第一件，将对华贸易的所谓“最惠国”待遇与中国的所谓“人权”问题挂钩。
这是克林顿总统上台执政后，在处理中美两国关系方面于的头一件蠢事。
美国对华贸易的所谓“最惠国”待遇名不副实，只不过是一种国际间的正常的贸易关系；它
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贸易都是实行的这种待遇。而且这种待遇并不是美国单方面的赐予，
而是双方给予对方以同样的待遇，是对等的。但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尽管中美两国
已经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国统治集团却把中国打入了“另册”。你不是要对外开放吗?你不
是要与美国从事商业交往吗?那好嘛。这样，你就得接受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观念和市场
经济观念”，否则就要经受美国的压力和折磨。为此，年复一年，美国统治集团都不厌其烦地
由总统出面提出对华贸易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交联邦国会审查。年复一年，联邦国会的各
位议员先生总是要就此事辩论一番，闹得沸沸扬扬。然而即使如此，从里根政府到布什政府，
都没有把中国的所谓“人权”问题与对华贸易的“最惠国”待遇挂上钩。90年代初期，美国联
邦国会曾经就这个问题折腾过两次，但均未成功。就里根政府而言，它之所以没有这样做，一
则是因为中、美、苏“大三角”的世界格局仍然存在，继续发挥着作用；二则是因为它挥舞
“人权”旗号的重点打击对象是苏联，不可能两个拳头打人，同时两面出击。就里根、布什两
届政府而言，他们没有这样做，并非特别热爱中国，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不利于“和平演
变”中国，不利于抢占中国市场，而且实际上也行不通。
克林顿总统毕竟年轻，不谙世事，没有里根、布什先生那么老练。他一上台，为了显示他领
导的政府的威风，为了显示他本人特别有能耐，也为了表示他的政府决心对中国进一步实行以
压促变的方针，就立即莽莽撞撞地决定改变前两届共和党政府的做法，把对华贸易的“最惠
国”待遇与中国的所谓“人权”问题挂钩。
1993年1月20日，克林顿总统一家人迁入白宫大院。随后几个月，为了向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施加压力，他本人和他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即不断扬言，要把对华贸易与中国的所谓
“人权”问题相联系。
2月26日，新总统在美利坚大学发表对外贸易政策演讲。在谈到对华贸易政策时，总统
说：“我们现在正在对中国经济出现出令人惊叹的新活力做出重大贡献。中国现在的年增长率
为10％；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占很大比例。我说，我想要继续保持这种伙伴关系；但是，我
也认为，我们有权期望人权和民主方面的进展，因为我们支持这种进展。”白宫发言人斯特凡
诺普格斯当天受权向新闻界解释了总统说的这一段话。他说：“我想总统的立场是明确的。
他认为，在延长最惠国贸易地位问题上，我们可以进一步附加一些条件，即中国人权状况的
改善和中国对民主的尊重。”[15]
2月28日，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接受NBC记者的采访时，对总统的上述演讲进一步做了
说明。克里斯托弗说：“你知道，在对华关系上，我们现在存在一些问题。我们认为，他们的
人权记录是糟糕的。我们认为，他们对西藏采取的做法是不适当的。我们认为，他们的一些贸
易政策是为所欲为。因此，我认为，只有当我们看到中国在民主方面有真正的进步，克林顿总
统才会同意延长贸易最惠国待遇。他确实支持延长贸易最惠国待遇，但是只有在中国有进步的
条件之下。我想，这就是他在美利坚大学所讲的话的意思。”[16]
3月4日，白宫发言人斯特凡诺普格斯再次受权重申：“总统认为，我们应该按照人权进展
状况、向民主开放和释放政治犯的条件延长最惠国待遇。”[17]
3月10日，克里斯托弗在联邦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就对华贸易政策作证时，重申了克林
顿政府的那些条件。[18]
3月25日，克里斯托弗在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对外行动小组委员会就对华政策作证。他
在答复众议员吉姆·莱特富特的提问时，再次重申：“关于中国问题，正如我早些时候已经指
出过的那样，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一系列问题。我们在人权领域有问题；在他们滥用贸易做法导
致严重的贸易不平衡方面有问题。……即使我们有很多问题，但我们有很多利益，我们也有很
多工具。你提出我们不要只限于运用最惠国待遇这个工具，是很对的。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
的工具。它既有实际的、又有象征性的重要性。”[19]
3月30日，克里斯托弗在联邦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一个会议上作证时，重申要“设法
利用最惠国待遇促使中国在我们感到失望的许多方面有较好的表现和较好的行为”，并且一再
强调中国的所谓“人权”问题。[20]
当年4月、5月，克林顿政府的高级官员抓住这个主题继续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出威
胁。在克林顿政府的带动下，美国联邦国会参、众两院的少数议员也向国会提出这一类威胁中
国政府和人民的决议案。为节省篇幅，对这些言论和决议案，我们不再一一叙述。
在大叫大嚷了几个月之后，1993年5月28日，克林顿关于把对华贸易的“最惠国”待遇
与中国的所谓“人权”问题挂钩的正式决定终于出台。这就是克林顿就此发布的一道行政命
令。白宫还为此专门发表了一份《总统关于中国最惠国地位的声明》。
声明说：
“我们对中国的发展和经济改革进程将伴随着更大的政治自由抱有希望。在某些方面，这种
进程已经开始。中国正在出现的中产阶级把新的电视天线指向香港方向，以接受有线新闻电视
公司[21]的广播节目。移动电话和传真机具有通讯更加自由的含义。香港本身就是民主价值观
念的催化剂；我们坚决支持彭定康总督扩大民主权利的努力。
“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最好地培育中国改革的这些有希望的种子，同时表达我们明确
地不赞成中国的镇压政策。
“这个政策的核心是：坚决要求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有重大的改进。……
“行政命令列出了我要考察的特定领域，包括遵守《世界人权宣言》，释放那些由于使用非
暴力手段表达其政治信仰而被关押的公民(包括因天安门广场事件而被监禁的活动分子)。行政
命令包括：中国应保护西藏的宗教和文化遗产，遵守美中双方就监狱劳动问题达成的协议。
“此外，我们将利用现有的法令，处理我们在贸易和军备控制领域所关心的事情。
“我今天颁布的行政命令指示国务卿和其他政府官员：坚决采取一切立法和行政措施，确保
中国遵守国际准则。我打算以行政部门的全部力量支持执行此项命令。”[22]好家伙!真威风
啊！
可惜克林顿先生耍威风找错了对象。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居然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下命令，明目张胆地对中国强制推行“和平
演变”战略，并且居然要中国政府服从他的命令！身为美国总统，竟然如此可笑不自量，做出
如此荒唐的事情，这岂非天下奇闻，咄咄怪事！
由此可见，克林顿总统当时对中国的愚昧无知达到了何种程度，他当时的头脑膨胀已经达到
了何种程度。
完全出于克林顿总统的意料之外，他发出的这道命令竟然一文不值，只不过是废纸一张。它
不仅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严重抗议和坚决抵制，无损于中国的一根毫毛；而且在美国国
内引发出了一片反对之声，纷纷指责克林顿此举“太过分了”，“危害了美国的利益”。在反
对克林顿此举的行列中，包括波音公司在内的298家巨型企业，37个在美国具有重大影响的
工商业和贸易团体，前北大西洋公约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主席、美国政坛老将萨姆·纳思先生，参议院国际贸易小组委员会主席马克斯·鲍卡斯先生，
美国参议院访华代表团团长、参议员贝内特·约翰斯顿先生，等等。甚至连布什政府的首席贸
易谈判代表卡拉·希尔斯女士也公开发表谈话，反对克林顿总统此举。[23]
在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克林顿总统开始懂一些事了。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总统被迫
在白宫宣布将对华贸易的“最惠国”待遇与中国的所谓“人权”问题脱钩。
在答复记者关于克林顿是否“在人权问题上后退了”的提问时，这位总统说：“不是。”他
说：“问题是：我们不应当把这两个问题联系在一起，还是我们应当每年都继续把这两个问题
联系在一起。
我相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我相信对我们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奉行接触
的、更为广泛的战略。我想，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立场。我想这种立场对促进人权发展的可能性
要大得多，支持我们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24]
总统的意思是清楚的。本人虽然把对华贸易的“最惠国”待遇与中国的“人权”问题脱了
钩，但并不是“后退”；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还是要通过“奉行接触的、更为广泛的战略”
继续抓下去的。
此处需要说明两点。其一是，克林顿说不是“后退”，是假话。把对华贸易的所谓“最惠
国”待遇与“人权”脱钩，当然是后退了。但他说要在所谓“人权”问题上继续压中国，却是
真话。在“人权”问题上继续做文章，用以推进中国的“和平演变”，这件事他是不抓到底决
不罢休的。其二是，虽然克林顿政府把中国的所谓“人权”问题与对华贸易的“最惠国”待遇
脱钩了，虽然美国工商界强烈反对，然而这个所谓的“最惠国”待遇还是要一如既往、年复一
年地闹下去的。为什么?为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保持压力。
第二件，是关于韩东方事件。
韩东方本是中国铁路系统的一个无名小卒。1989年动乱期间组织“工自联”，做了这个非
法组织的头头，在那场动乱中触犯了刑法，被捕入狱。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舆论制造工具就他
受到中国法律惩处大肆叫嚷，说是中国政府侵犯了“人权”。此人因此而成为一个西方舆论制
造工具制造的有名人物。布什政府认为这种人物对美国有利用价值，表示要搜罗他这种人物；
中国政府也愿意把这类人物送给美国。于是，中国政府于1992年10月让他去了美国。美国统
治集团得到此人，如获至宝。在他居住美国的11个多月期间，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对他大力进行
了关于在中国内部从事颠覆活动的培训，向他传授了波兰“团结工会”的经验。克林顿政府认
定此人就是“中国的瓦文萨”，决定把他派回中国，交给他的任务是组织“中国的团结工
会”，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93年4月，克林顿总统还在白宫
接见了此人，给他加油鼓劲。
1993年8月，韩东方奉命飞到香港。他不经过罗湖桥，而是乘坐一叶小舟，溜进了广州；
但在广州市的一家旅馆里被我公安干警发现。我公安机关为维护国内社会稳定，没收了他的护
照，把他驱逐出境。克林顿政府竟责令国务院发言人迈克尔·麦柯里出面发表声明，说中国政
府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对我国进行无理攻击；并以取消对华贸易的“最惠国”待遇和阻
止我国申办奥运会相威胁，对我国施加压力。我国政府严正反驳了克林顿政府的攻击，坚决顶
住了它的压力。在克林顿政府的支持下，韩东方还死皮赖脸地赖在香港不走，继续与我国政府
纠缠，道我拒绝。[25]
其结果是，克林顿政府竹篮子打水，落得一场空。
这是克林顿总统上台执政后，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干的第二件蠢事。
第三件，就是“银河号”事件。
1993年7月7日，我国的一艘货轮“银河号”满载普通商品，按照它的固定航线从天津新
港出发到上海，12日离开上海驶往香港，然后经南中国海、印度洋，预定驶往迪拜。当年7月
23日，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奉克林顿政府之命约见我国外交部国际司官员，说得神乎其神，说美
国获得确切情报，“银河号”是从大连港出发的，船上载有化学品——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
正在驶往伊朗的阿巴斯港；克林顿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制止这次出口，否则克林顿政府将对中国
实行制裁。就是说，克林顿政府居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威胁了。
尽管《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当时尚未生效，尽管美国当时并末批准这个公约，但我国政府为
了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还是先退让一步，说让我们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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