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革命(5)：从人口问题的研究得出社会发展之路径相关理论
只要你想学经济学──阿瑟仍然决定要学──还有什么其它理论可供选择呢？马克
思主义经济学？喂，这儿是柏克莱，卡尔马克思当然还是有跟随者的，但阿瑟不是
其中之一。所以他只能继续修他的经济学课程，决心要掌握这个并不让他十分信服
的理论工具。
当然，在这段时间里，阿瑟也一直在撰写关于运筹学研究方面的博士论文。他的导
师、数学家斯图亚特德莱弗斯（Stuart Dreyfus），是一个很出色的老师，而且是
一个和他相同的人。德莱弗斯强化了阿瑟在麦肯锡所学到的知识，并给他提供了很
有效用的经济学课程解毒剂。阿瑟说：“德莱弗斯相信直接深入到问题核心的做法。
他教我一直简化问题，直到你认为你可以对付得了它为止，而不是一上来就解答复
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方程式。他让你找出构成了这个问题的因素，找到关键所在，
找到主要的部分和主要的解答办法。”德莱弗斯不会让他为了数学而陶醉在花哨漂
亮的数学公式里。
阿瑟对德莱弗斯的指导心领神会。“他的方法既好也不好。”阿瑟有点伤心地说。
如果他在后来把他的报酬递增率用厚厚的数学公式包装起来，也许更能使那些传统
经济学家们接受。其实他的同事也都劝他这么做，可他就是不愿意。他说：“我想
把它阐述得尽可能的平铺直叙、简练明了。”
1970年，阿瑟又回到了杜塞尔道夫，在麦肯锡公司度过了他的第二个夏天。他发现
这次就像第一次一样吸引他。有时他想，他是不是应该一直与麦肯锡公司保持联系，
等他毕业后来这里做一个最高档次的国际管理咨询专家，那他就可以过上非常豪华
的生活了。
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发现自己已经被经济学领域中的一个比欧洲工业问题还要混乱
无章的研究课题，即第三世界人口增长问题给吸引住了。那是七十年代初，人口问
题正赫然耸立于世人面前。斯坦福的生物学家保罗厄里奇（Paul Ehrlich）刚刚出
版了他的启示性畅销书《人口炸弹》。
第三世界那些曾经是殖民地的新独立国家正在为取得经济生存力而奋斗。西方经济
学家们则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如何帮助这些国家的理论。那时，最普遍而标准的提
议是强调经济决定论：为取得人口的最适条件，一个国家所要做的是给予它的人民
适当的经济刺激，以控制他们的生育，这样他们就会自动地、理性地做合乎他们自
己利益的事。特别是，许多经济学者提出，如果，或当一个国家变成了一个现代化
的工业国──当然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建成的──这个国家的公民自然就会经历一个
“人口数量上的变迁”，他们会自动降低他们的生育能力，以与欧洲国家盛行的人
口生育模式相匹配。
但阿瑟相信，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一个更好的角度，或起码是更高明的角度：从
“时间延宕”的角度来分析人口控制问题，这也是他博士论文的题目。他说：“问
题在时间上，如果一个政府今天设法减少了出生率，那么十年以后就会影响到学校
的大小和多少，二十年以后就会影响到国家的劳动力，三十年以后就会影响到下一
代的人口，六十年以后就会影响到退休的人数。”从数学上说，这十分像试图控制
远在太阳系之外的宇宙飞船，而指令需要几小时才能到达那儿；或像调节你的淋浴
喷头的水温，在你调节喷头与热水淋到你身上之间有半分钟的延宕。如果你不把这
段延宕的时间适当地计算在内，你就会被烫伤。
1973年，阿瑟把他对人口问题的分析写进了他博士论文的最后一章：这是一部充满
了数学公式的大部头书，题目是：“动态规划在时间延宕控制理论中的应用”（DynamicProgramming
as Applied to Time－Delayed ControlTheory）。“这是从一个很工程化的角度对
人口问题的研究，里面尽是数字。”阿瑟不无后悔地回顾道。尽管他有在麦肯锡工
作的经验，得到过德莱弗斯的指教，对过分数学化的经济学也有种种不耐烦，但他
仍然首先感到把他引向运筹学研究的那种冲动：让我们用科学和数学来使这个社会
理性地运转。“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大多数人都抱有这种态度。他们是这个世纪的传
教士，只是他们不是想把基督教带给异教徒，而是试图把经济发展带给第三世界。”
使他受到震动，把他带回到现实中来的是他去纽约的一个小型智囊机构──人口委
员会工作这件事。1974年，在他完成了博士学位，并在柏克莱的经济系做了一年博
士后研究以后，就来到了这个人口委员会。就这个人口委员会的地理位置而言，它
第三世界未免过于遥远了：它在公园大道的一座大厦里，主席是约翰洛克菲勒三世。
离但这个委员会确实认真地资助了对避孕、计划生育和经济发展等项目的研究。从
阿瑟的观点来看，最重要的是，这个委员会有一个尽可能地让研究人员从他们的办
公桌前走出去，走到研究项目现场的政策。
委员会的主任会问：“布赖恩，你对孟加拉国的人口和发展知道多少？”
“很少。”
“你想去了解这些情况吗？”
孟加拉国之行对阿瑟来说是个学术上的分水岭。1975年，他和人口统计学者杰弗里
麦克尼考（GeoffreyMcNicoll）一起去了那里。澳大利亚人杰弗里麦克尼考是他在
柏克莱做研究生时的同学，但更重要的是，是他把阿瑟引入了人口委员会。此后他
们去了乡村。在那里，他们就像做调查访问的记者。“我们和村里的头人谈，和村
里的妇女谈，和所有的人谈。我们不断地访问，想弄明白孟加拉国的农村社会是怎
样运转的。”他们尤其想弄清楚的是，为什么甚至在免费为村民们提供现代化的生
育控制措施以后，农村的家庭仍要平均每家生七个孩子──而且村民们对他们的国
家因为人口过多而经济停滞的情况似乎完全清楚。
阿瑟说：“我们发现，孟加拉的可怕困境，是村民的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之间的关
系导致的结果。”对任何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既然孩子很小就可以开始干活，尽可
能地多生孩子就可以带来很大的好处。由于一个没有防御能力的寡妇，其亲戚和邻
居很可能登门来把她的财产拿走。所以一个年轻的妻子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要尽可能
多、尽可能早地生儿子，这样等到她老了的时候就有已经成年了的儿子来保护她。
所以就有这样的话：“族长们、竭力抓住丈夫的女人们和农业社会──所有这些利
益合起来造成了多生孩子阻碍发展的现象。”
在孟加拉国呆了六个星期以后，阿瑟和麦克尼考回到了美国，在消化了在孟加拉取
得的信息和资料之后，他们在《人类学和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调查研究报告。阿
瑟返美后落脚的第一站就是柏克莱，他到那里的经济系翻译一些参考资料。他记得
当他在经济系时，凑巧翻看了系里最新近的经济学课程表。那上面几乎还是他很久
以前学的那些课程。“但我突然有一种很奇怪的印象，好像我与经济学中心有过一
段距离，经济学在我离开的这一年里发生了变化。然后我又明白了真相：经济学并
没有发生变化。发生了变化的是我自己。”他说。孟加拉之行以后，所有这些他花
费了大量精力掌握了的新古典经济学在他眼里变得毫不相干了。“我突然感到一种
全面的轻松。就像从身上卸下了一副重担。我再也不用非要相信新古典经济学了！
我感到了一种极大的自由。”
阿瑟和麦克尼考合写了一份八十页的调查研究报告，发表于1978年，成了社会科学
方面的经典之作。人口委员会派到叙利亚和科威特的其他调研人员回来后只证实和
加强了他和麦克尼考的观点：从数量学和工程化的角度来探讨第三世界人口问题─
─人类会像机器一样对抽象的经济刺激做出反应的观点──至多只是个极其有限的
方案。经济学，就像任何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可以告诉人们的那样，是与政治和文
化紧紧纠缠在一起的。这个教训也许是很浅显的，但阿瑟说：“我却费了那么大的
力气才懂得了它。”
这个深刻的发现使他对想找到一个对人类生育问题的普遍的、决定性的理论不再抱
任何希望。他开始把生育问题看作是在特定的社会习俗、神话和道德惯例下形成的、
具有自我连贯性的特有形式的一个部分。而且，每一种文化都有不同的特有形式。
“你可以在一个国家衡量像收入和生育这样的事，而在另一个国家却发现既有可以
用同种标准衡量的文化，也有完全不能用同种标准衡量的文化。它们是不同的特有
形式。”所有的事都是相互缠结在一起的，没有一个谜是可以脱离开其它因素得到
解答的。孩子的数量与社会的组成是有着相互关联的，社会的组成方式与这个社会
中的家庭生育孩子的数目也有极大的关系。
对特有形式的认识是阿瑟思想上的一个飞跃，他发现特有形式的概念与他脑海里的
某种东西产生了共鸣。他这一生一直都被特有形式所强烈诱惑。在飞机上，如果可
以让他选择的话，他总是要坐在靠窗口的座位，这样他就可以从窗口看到飞机下面
不断变化的景色。无论在哪里，他总是会看见同样的东西：石头、泥土、冰、云彩
等等。这些东西会组合成一种别具特色的地貌，也许会连绵伸延半个小时。“所以
我就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特有的地貌形式？为什么会有某种石头形状
和蜿蜒而流的河流组成的特有地貌，而在半小时以后又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地貌？”
但现在他目之所及皆是各种特有形式。比如1977年，他离开了人口委员会，去了一
个被称为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的由美苏合作的智囊机构。这个机构是
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作为缓和的象征而创建的。研究所坐落在距维也纳十英里外的
一个小村子里，是一座具有卢森堡玛利亚特丽萨十八世纪建筑风格的华丽的“狩猎
居”。阿瑟很快就弄清楚了，这里离泰若岭（Tyrole）阿尔卑斯山的滑雪斜坡仅咫
尺之遥。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如果你走进那儿的阿尔卑斯山山脉的村子里，你会看到
那些装饰华丽的泰若岭式的屋顶、栏杆和阳台，屋顶上很有特色的沥青。很有特色
的三角形拱顶和窗子上很有特色的百叶帘。但我没有把这看作是一幅很美的拼插玩
具的图画，而是看到，这村子里没有一部分是无目的性的，没有一部分不是与其它
部分相关的。房顶上刷上了沥青是为了冬天能在屋顶存住适量的雪以隔离严寒，伸
延出阳台的三角形屋顶的椽檐是用来防止雪落到阳台上来的。所以我曾饶有兴味地
看着这些村庄自忖，这部分这样组成是为了这样的目的，那部分那样组成是为了那
样的目的，而所有这些部分都是互为关联的。”
他说，给他留下了同样深刻印象的是，当他越过意大利边境到了多罗米克阿尔卑斯
山脉这一侧时，村庄的风格就完全不是泰若岭式的了。没有一样你可以指出来是你
在泰若岭见过的。仅仅是因为无数细节的改变，便组成了完全不同的整体。然而意
大利的村民们和奥地利的村民们面对的基本上是同样的落雪的问题。“我多少次地
想，两种不同的文化产生了两种全然不同的、但都具有自我连贯性的特有形式。”
跟帖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