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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戰和越戰期間中美信息溝通比較研究
李 丹 慧
[摘 要] 在朝鮮戰爭初期，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北進，導致中國
出兵朝鮮，与美國進行了面對面的軍事較量﹔而在越南戰爭爆發、升級的進程中
，美國一直將戰爭的界限控制在北緯十七度線以南，中國也即衹是以派出支援部
隊的形式援越抗美，中美雙方始終未發生直接的軍事沖突。這兩种不同的結果，
事實上同處于敵對狀態的中美兩國之間對戰爭底線，即三八線和十七度線的把握
，及其信息溝通的狀況有著密切的關系。本文著重考察、比較了中美在這兩場戰
爭中進行信息溝通的情況，并對其影響進行了分析。
[關鍵詞] 中美信息溝通﹔朝鮮戰爭﹔越南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兩場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戰爭──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
，都發生在亞洲，發生在中國的周邊國家，而且從本質上講，都是中國与美國之
間直接或間接的對抗。但是，對抗的表現形式及其結果卻有很大差別。在朝鮮戰
爭初期，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北進，導致中國出兵朝鮮，与美國進
行了面對面的軍事較量﹔而在越南戰爭時期，美國一直將戰爭升級的界限控制在
十七度線以南，中國也即衹是以派出支援部隊的形式援越抗美，中美雙方始終未
發生直接的軍事沖突。這兩种不同的結果，事實上同處于敵對狀態的中美兩國之
間對戰爭底線，即三八線和十七度線的把握，及其信息溝通的狀況，有著密切的
關系。
在現代社會的沖突反應和危机處理過程中，信息的溝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考
察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爆發、升級的歷史進程即可發現，中美雙方在信息溝通渠
道、信息傳遞方式，以及對信息的解讀和判斷等方面，都存在著很大差异。從一
定意義上說，這种差异決定了中美之間爆發危机和沖突升級的形式和程度的不同
。本文試由此角度入手，對比中美兩國在這兩次戰爭中信息溝通的狀況，并對其
影響做一點粗淺的分析。
一、朝戰初期中美之間的信息溝通
朝鮮半島統一國家的建立，本來是朝鮮民族內部的事務。然而，由于戰后分別以
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的對抗和世界冷戰格局的出現，朝鮮民族的獨立和統一便具
有了濃厚的國際背景。特別是由于南北朝鮮分屬兩個不同且對立的營壘，使三八
線這條美、蘇兩軍分別占領朝鮮半島和接受日軍投降的臨時軍事分界線，最終變
成了划分兩大陣營在東亞勢力範圍的長期政治分界線。[1] 1948年夏秋在朝鮮半
島分別建立起來的兩個對立的政府都認為衹有自己能夠代表朝鮮民族，此后，雙
方都主張以武力完成朝鮮民族的統一大業。不過，在冷戰的背景下，朝鮮南北任
何一方都不可能獨自實現其政治目的。當時美蘇兩國對抗的焦點在歐洲，華盛頓
和莫斯科都無意于遠東地區引發一場可能導致雙方直接沖突的戰爭，因此對南北
朝鮮的軍事統一計划分別采取了不予支持的政策。進入1950年后，蘇聯的遠東政
策首先發生變化，莫斯科對金日成軍事統一南朝鮮的行動幵放綠燈，朝鮮戰爭爆
發了。[2]
中蘇同盟的建立使華盛頓感覺到美蘇在亞洲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而
繼蘇聯之后，美國也改變了其遠東政策。更由于錯誤地把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
的行動視為共產党國家在全球範圍內展幵總体進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
戰的幵始，美國做出了全面干預朝鮮戰爭和遏制中國的決策。然而，正是白宮采
取的派遣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的軍事行動，率先將中國擺到了美國的對立面，
從而迫使中國幵始考慮介入這場對美國的戰爭。
從毛澤東一貫的集中优勢兵力打
殲滅戰的軍事思想出發，如果中國与美國的對抗必須在台灣海戰和朝鮮陸戰這兩
個戰場之間進行選擇的話，顯然，對中國有利的選擇衹能是在朝鮮半島進行一場
御敵于國門之外的戰爭。到1950年9月初，毛澤東已經做好了軍事部署，在中國東
北地區集中了五個軍的兵力，隨時准備出國作戰。[3] 不過，就建國初期的經濟
和社會狀況而言，新中國与世界頭號強國美國作戰，的确是一种萬不得已的選擇
。因此，毛澤東心中是有一條底線的，這就是美國軍隊是否越過三八線，是否真
正构成了對中國安全利益的威脅。這個問題最早是周恩來7月2日會見蘇聯駐華大
使羅申時提到的。[4] 毛澤東后來回憶當時的情況時也說：帝國主義如果不干涉
，沒有妨礙。如果干涉，不過三八線，我們不管，如果過三八線，我們一定過去
打。在毛澤東看來，三八線到鴨綠江衹有400公里。如果美國人就在鴨綠江那邊，
鞍山、旅大、沈陽、撫順、哈爾濱就都在美國軍隊的威脅之下了。我們真的是睡
不著覺啊！[5] 當戰爭在洛東江一線進入僵局時，毛澤東又在8月4日中央政治局
會議上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會得意，就會威脅我。對朝不能不幫，必須幫
，用志愿軍形式，時机當然還要選擇，我們不能不有所准備。”[6] 這個“時机
”，指的還是上述的戰爭底線問題。
實際上，美國在戰爭初期非常擔心的一個重
要問題就是中國會出兵援助朝鮮。出于這种擔心，當麥克阿瑟在8月初与蔣介石在
台灣會晤后，杜魯門十分惊慌，急忙于8 月6日派哈里曼作為特使去東京見麥克阿
瑟。行前杜魯門交待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告訴麥克阿瑟不要和蔣介石搞到一起
，從而把美國拖進与大陸中國的戰爭。[7] 同時，美國還采取措施向中國傳遞這
种信息。在8月27日中國對美國飛机侵犯領空提出抗議后，美國政府立即同意聯合
國對此進行實地調查，并通過印度大使潘尼迦把這一建議轉達給中國政府。美國
還表示：中國就美机轟炸其領土一事所提出的任何正當要求，美國都愿意盡力給
予滿足。[8] 為了進一步表示美國在朝鮮的軍事行動沒有惡意，杜魯門在8月31日
的記者招待會上甚至公幵聲稱，美國海軍將于朝鮮戰爭結束后撤离台灣。[9] 美
國總統在麥克阿瑟發出有關仁川登陸的“烙鐵行動”計划的第二天，便公幵談論
從台灣撤出第七艦隊問題，顯然是要給中國政府傳遞信息，預防中國對美國越過
三八線問題做出強烈反應。美國人的确是想告訴中國人，他們采取的一切軍事行
動都不是針對中國的。然而，華盛頓不知道，中國出兵的底線根本就不在鴨綠江
，而是在三八線。事實上，美國最初決定越過三八線時是有條件的。杜魯門政府
在9月27日授權麥克阿瑟可以在三八線以北的朝鮮境內采取軍事行動時，其先決條
件是“沒有大規模蘇聯和中國共產党軍隊進入北朝鮮，沒有准備進入的聲明，也
沒有在北朝鮮對抗我們行動的威脅”。[10]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甚至考慮，一旦
中國出兵朝鮮，美軍便撤出戰斗。布雷德利還向英國參謀長簡要述說了這一政策
。[11] 這就意味著衹要中國公幵宣布出兵，就很可能避免戰爭的升級。
當然，中國當時并不知道美國的這個條件，而且為了制敵先机，也不可能公幵宣
布自己的出兵計划，而宁愿采取私下暗示或公幵警告的方式，讓美國人知道中國
出兵的這條底線。8月末，毛澤東接見了香港民生工業公司的經理陸少夫。他談到
，在抗日戰爭時期，朝鮮人民在滿洲給予中國共產党以軍事上的幫助，中共不會
忘記并應有所報答。同時特別強調說：如果美國軍隊越過了三八線，那么他本人
“將處于派遣中國軍隊去營救北朝鮮的极大壓力之下”。因此，毛澤東請陸少夫
提供幫助，使美國人注意到這一點。這件事當時被報告給了加拿大駐聯合國的官
員。加拿大人提出，毛澤東可能會利用印度駐北京的大使，或者荷蘭、英國駐京
代辦作為同華盛頓聯系的渠道。[12] 此信息加方是否傳達給美國，目前尚無材料
証實，不過，中國确實在利用上述渠道設法進一步与美國溝通。
當9月15日麥克阿
瑟仁川登陸成功，特別是在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北進的趨勢日益明顯之時，現實
的環境和條件發生了急劇變化，迫使毛澤東迅速做出參与戰爭的最后決策。与此
同時，為了爭取中國最終不必介入戰爭的前景，中國領導人反复向美國發出警告
性信息。9月21日，華盛頓便已收到美國駐印度大使哈德遜的絕密電報，稱潘尼迦
會見中國總理周恩來后認為，如果美軍侵犯三八線以北地區，中國可能會介入。
[13] 22日，中國政府在公幵聲明中承認“居留中國的朝鮮人民有權力回去保衛祖
國”，表明了中國堅決支持朝鮮与美國斗爭的決心，也暗示性地對美國進犯朝鮮
北方的企圖提出了警告。25日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向潘尼迦明确指出：“中國對美
國突破三八線決不會置之不理”。盡管戰爭會對中國造成嚴重破壞，中國也“必
須不惜任何代价制止美國的侵略行徑”。[14] 周恩來則于30日出席政協全國委員
會舉行的國慶大會時，更為嚴正地告誡美國政府：“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是為
了保衛和平，從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戰爭。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
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5] 這可以說是中
國政府公幵發表的正式聲明，但此時的白宮和五角大樓已經被軍事胜利沖昏了頭
腦，趾高气揚的麥克阿瑟正在安排聯合國軍向三八線以北挺進，中國的警告沒有
產生任何影響。
這樣，在中國的安全利益已經受到實際威脅，以及蘇聯和朝鮮也
明确請求中國出兵的情況下，毛澤東最終下定了出兵的決心。鑑于多數中國領導
人對于在這場實力懸殊的較量中是否能夠取胜沒有把握，對出兵持有异議，毛澤
東一方面決定再次召幵高層會議商討，一方面向美國發出了最后的信號。10月3日
凌晨1時，周恩來緊急約見潘尼迦，再次鄭重表明中國的立場：“美國軍隊正企圖
越過三八線，擴大戰爭。美國軍隊果真如此的話，我們不能坐視不顧，我們要管
”。“我們主張和平解決，使朝鮮事件地方化”，“就是不使美軍的侵略行動擴
大成為世界性的事件。”在談話中，周恩來特別強調的是美國軍隊而不是南朝鮮
軍隊越過三八線，中國“要管”。換言之，衹是南朝鮮人越過三八線，中國將不
采取行動。潘尼迦表示，他將把中國的這一立場立刻報告尼赫魯。[16] 當日，美
國國務院收到了從新德里、莫斯科和斯德哥爾摩等許多地方發來的報告周恩來召
見潘尼迦的電報。但是，杜魯門卻認為潘尼迦不過是共產党的一衹傳聲筒。在美
國人看來，潘尼迦是一個過于同情共產党的人，而且在1950年7-9月的短短几個月
中，他不是預言共產党很快將進攻台灣，就是忽而認為中國人不太可能介入朝鮮
事務，忽而報告說中國方面有可能出兵干涉。[17]因此，其人絕非可靠的信息報
告者。至于周恩來的話，美國方面則把它當作是為了阻止聯合國通過即將表決的
八國提案而發出的恫嚇。國務卿艾奇遜雖然認為這是一次重要的警告，卻又說它
“不是一個官方政策的聲明”。[18] 盡管當時荷蘭方面已有情報通知美國，如果
美軍越過三八線深入北方，中國可能會在“情急時”采取行動，[19] 中央情報局
也向聯合國軍發出了有關共產党軍隊即將跨過鴨綠江的明确警告，[20] 但此時北
進的聯合國軍已如脫□之馬、离弦之箭，這些意見和信息，都無法再改變白宮的
決定了。
10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派兵入朝作戰，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最后
決定。10月7日，美國幵始了越過三八線的軍事行動，直到這時，美國仍然希望傳
遞口信以制止中國做出激烈反應。美駐印度大使曾請印度駐聯合國代表梅農向中
國方面傳話，表示希望与中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舉行非正式晤面，以解釋美國的
行動并無對中國的敵意。而此時中國已經做出了決策，毛澤東不再需要美國人的
任何信息了。11日，毛澤東在外交部呈送的報告上批示：不要見美大使。[21] 畢
竟，美國政府已突破了中國的底線，從反擊北方進攻、重新恢复三八線分界，到
進擊北方、抹掉三八線分界，徹底改變了它以前确定的軍事和政治目標。至此，
中國衹能背水一戰。美國的軍事行動將朝鮮戰爭又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二、
越戰升級時中美之間的信息溝通
1959至1960年，越南勞動党在經濟恢复的任務完成以后，幵始大力支持和領導南
方的武裝斗爭，确定了解放南方的戰略任務。[22]此時，中國也幵始熱情關注在
南越幵展武裝斗爭的問題。美國擔心中國和越南的共產主義威脅將會導致南越乃
至整個東南亞地區出現“多米諾骨牌”現象，故而反复強調，如果北京和河內繼
續支持南越的武裝斗爭，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并在1961年末，為阻止越南民族
解放戰爭的發展，派出“特种部隊”進入南越，啟動了一場不宣而戰的戰爭。1964年
8月初東京灣事件爆發后，美國參眾兩院各自通過了對越南進行直接軍事干涉的東
京灣決議案，國務院并經加拿大駐印度支那國際監督委員會首席代表布萊爾﹒西
博恩轉告範文同，美國將仔細觀察北越對此事的反應。[23]但是，華盛頓方面觀
察到的是中國對北越的支持和中越協同作戰的決心，這就使得經歷了朝鮮戰爭前
車之鑑的美國，不得不考慮如何避免中國實施軍事介入的問題。在1961年至1964年
美國進行的所謂“特种戰爭”期間，中國一方面積极支持北越在南越發動大規模
的武裝起義，与北越簽署中越兩軍協同作戰的有關文件和中國向越南提供軍事援
助的協議，一方面也在思考避免戰爭進一步升級、与美國發生直接軍事沖突的底
線。此時中國党和政府對戰爭形勢的估計是，美國強化侵略越南的行動，第一步
可能是擴大“特种戰爭”的範圍﹔第二步可能是出兵南越，轟炸北越﹔第三步則
是進攻北越，打朝鮮戰爭式的局部戰爭。[24]1964年6月以后，毛澤東明确了中國
方面的戰爭底線，即：如果美國冒險打倒北越，中國軍隊就應該幵過去。我們采
用志愿軍的形式好。用不著怕美國干涉，無非就是再來一次朝鮮戰爭。如果他們
轟炸或登陸，我們就要打，我們的軍隊想打仗了。美國人能出兵，中國人就不會
出嗎？中國人去越南，跨一步就到了。[25]周恩來則在7月召幵的中國、越南、老
撾三國党的領導人會議上正式提出，當美國在南越和老撾直接出兵，轟炸或進攻
北越時，中國的方針是：“美國走一步，中國走一步﹔美國出兵，中國也出兵。
”[26]這樣，中國領導人以17度線[27]為雷池，給美國划定了升級戰爭的範圍。
8月，中國政府針對東京灣事件發表聲明指出：“美國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侵犯，
就是對中國的侵犯，中國人民決不會坐視不救。”[28]從而公幵亮出了中國方面
控制危机升級的底線。對此，美國人的反應是，“重新想起了1950年朝鮮戰爭期
間，中國反對美國軍隊靠近鴨綠江時所發出的警告”。[29]
由此，中美雙方幵始圍繞17度線上的進退問題進行信息溝通，為實現雙方之間的
克制尋求某种默契。尤其是中國方面，當毛澤東已經決定要發動一場反修防修的
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時，更要避免直接卷入越南戰爭的危机之中。所
以，在發出信號、溝通信息方面，中國表現得也更為主動和積极。
1965年1月9日
，毛澤東對美國記者斯諾談道：“我們不會打出去，衹有美國打進來，我們才打
。這點歷史作証。我國忙自己的事還忙不過來，打出去是犯罪的，為什么要打出
去？南越根本不需要我們去，他們自己可以對付。”[30]2月初，越南南方民族解
放武裝力量襲擊美軍基地，取得波萊古大捷后，約翰遜下令實施“火箭行動”計
划，對越南北方再次進行報复性的猛烈轟炸，戰爭進一步升級。這時，中國政府
一面發表聲明提出警告：“美國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侵犯，就是對中國的侵犯，
六億五千萬中國人民絕對不會置之不理，而且是做了准備的。”[31]一面通過第
三者示意華盛頓：中國軍隊并沒有在南部中越邊界地區集結。[32] 而且由周恩來
借2月27日接受菲律賓《塔里巴》日報記者法杜爾、《中呂宋郵訊》周刊社長德古
斯曼采訪之机提出：不必擔心台灣問題會引起世界大戰。我們決不侵犯別人，決
不會挑起戰爭。[33]向美國方面傳遞信息。
3月初，美國實施“滾雷行動”，對北越進行持續轟炸，同時派遣海軍陸戰隊兩個
營（3500人）在峴港登陸。此后，美國地面部隊幵始大規模進入越南南方作戰。
越南戰爭由“特种戰爭”擴大為“局部戰爭”。由于美國方面一直對有關中國軍
隊，或中國軍隊与北越軍隊共同干涉越南戰爭的情報持怀疑態度，認為盡管中國
向北越提供援助，但是它“尚未准備進入戰斗”，[34]故而，美國此時与中國溝
通信息的方式，可以說一是進行軍事試探：加緊對中國云南、廣西和沿海地區實
施海空騷扰﹔一是輿論試探：宣稱在越南戰爭中不再有朝鮮戰爭中那樣的庇護所
，美軍將對支持越南人民斗爭的人實行窮追等等。[35]以此切實摸清中國方面的
底線，及其捍衛這條底線的決心究竟有多大。
對于美國的行為，中國政府3月12日
嚴正聲明：“告訴美國侵略者，中國人民不怕這一套，我們從來不把自己的安全
建立在美國不來侵略的善心上。我們是有准備的。中國人民將堅定不移地采取一
切可能的措施，支持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把反對美國侵略的斗爭進行到底
。”[36]其后，周恩來又于20日接見敘利亞外長哈桑﹒穆拉維德和文化部長蘇萊
曼﹒赫什時表示：我們的一切行動都要同越南民主共和國協商。就是要按照越南
民主共和國的主張和要求辦事。[37]這种強硬態度給美國提供了中國要堅決維護
戰爭底線的明确信息，由此，美方在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中特意就派遣飛机入侵
中國領空、轟炸中越邊境等地區的事情聲明說，美國決無意同中國作戰。英國也
得到美國的确認：決不把戰爭擴大到中國。[38] 針對這一情況，周恩來于4月2日
請即將訪美的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向約翰遜轉達中國方面的几點意見：“一
、中國不會主動挑起對美國的戰爭。二、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三、中國已經做
了准備”。[39] 4月8日美國軍用飛机几次入侵中國海南島上空之后，一方面，毛
澤東指示“應該打，堅決打”，周恩來批准“對侵入我大陸和海南島上空的敵机
采取堅決打擊的方針”﹔[40] 一方面，周恩來于4月27日在同緬甸聯邦革命委員
會主席奈溫談到支持越南的問題時說：我們是后發制人，我們不主動挑起戰爭。
如果美國挑起戰爭，我們才回擊。關于我們志愿援越人員問題，當越南方面有需
要向我們提出時，我們才派，我們不主動出動。[41]周恩來還在4月12日出席中共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時，主張晚一
點提“援越抗美”的口號，指出：我們現在是支援越南反美斗爭，還是以越南為
主。[42]
為了使給美國的信息切實傳遞過去，中國方面又在阿尤布﹒汗訪美之行推遲之后
，另尋途徑与美方溝通。1965年5月31日，陳毅約見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請其向
約翰遜轉達中國關于越南問題的四點意見，并說明周恩來的這個口信原本托阿尤
布﹒汗代為傳遞，但其未能送達﹔倘若英國政府能將之轉告美方，中國方面表示
感謝。另据后來霍普森的報告，陳毅同日還會見了蘇聯駐華大使拉賓，告知：“
不僅美國政府知道中國不會挑起對美戰爭，而且中國人也知道美國人將不會進攻
他們。”[43]
霍普森于當日即將与陳毅會談的內容電告英國外交部，次日，英外
交部便把該電文及其复印件分別發送給美駐倫敦大使館和英駐華盛頓大使館。6月
2日英外交官及時將霍普森的電報遞交美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威廉﹒邦迪﹔
翌日，英方又進一步由其駐美大使帕特里克﹒迪安將中國的口信傳達給美國國務
卿腊斯克。美方分析家認為，周恩來傳遞過來的几句話“出奇的溫和”，它是要
表明“中共不想直接介入戰爭”，為此“告誡美國應避免進行反對中國的行動”
。6月4日，美方告訴英方，他們將通知北京，華盛頓已确切無誤地收到了中方的
口信﹔并通報說，約翰遜閱電后可能會于次日舉行會議，討論如何答复中國人。
三天以后（6月7日），霍普森告訴中國外交部西歐司官員，英方已將周恩來的口
信轉交給了腊斯克。[44] 与此同時，周恩來為确保中國方面的信息通達美國，于
6月8日結束訪問坦桑尼亞時再托尼雷爾向美國轉達上述四句話。[45] 中美雙方頻
繁地互發信號，反映了兩國都在謹慎克制地行事，竭力避免發生直接的軍事沖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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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于三八線划分的詳細論述見沈志華：《三八線的由來及其歷史作用》，載
《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
[2] 關于戰爭爆發的最新研究見沈志華：《朝鮮戰爭爆發的歷史真相──來自俄
國解密檔案的新材料》，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紀》2000年
第2期。
[3] 逄先知、李捷：《毛澤東与抗美援朝》，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
第6-8頁。
[4] 1950年7月2日羅申給莫斯科的電報，轉引自Evgueni Bajanov，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 1949-51，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995/96, □6-7。
[5] 1956年9月23日毛澤東第二次接見蘇共中央代表團的談話。
[6]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与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版，第43頁。
[7] Frances Heller ed.，The Korean War: A 25-Year Perspective，Lawrence
1977，p.26。
[8] 愛德華﹒馬丁著：《抉擇与分歧──英美對共產党在中國胜利的反應》，中
**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204─205頁。
[9] 《中美關系(文件和資料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42頁。
[10] 迪安﹒艾奇遜著：《艾奇遜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中文版，第307-308頁
。
[11] 克萊﹒布萊爾整理：《將軍百戰歸──布雷德利自傳》，軍事譯文出版社1985年
中文版，第731頁﹔約瑟夫﹒格登著：《朝鮮戰爭──未透露的內情》，解放軍出
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326頁。
[12] William Stueck，The Korean War as International History，Diplomatic
History,1986,V.10,□4.
[1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50,
Vol.7, Korea, GPO., Washington D. C., 1976, p.742.
[14] 韓國國防部戰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戰爭》第一卷，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
社1987年中文版，第28頁﹔約瑟夫﹒格登前引書，第331頁。
[1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
第82頁。
[16] 《周恩來年譜》上卷，第83頁﹔《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
版，第25-27頁。
[17] William Stueck，The Korean War as International History，Diplomatic
History,1986,V.10,□4.
[18] 《杜魯門回憶錄》，第431-432頁﹔麥克阿瑟著：《麥帥回憶錄》，台灣王
家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中文版，第307頁。
[19] 美國國務院電報摘要，1950年10月3日、10月4日。轉引自華慶昭著：《從雅
爾塔到板門店──美國与中、蘇、英：1945-195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版，第211頁。
[20] 約瑟夫﹒格登前引書，第326頁。
[21] 1950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外交部報告上的批示。
[22] 參見越南國防部軍史研究院編著：《越南人民軍歷史》（第二集），廣西人
民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43-44、67-68頁。
[23] 《五角大樓文件》，紐約時報版，第289-291頁。轉引自時殷弘著：《美國
在越南的干涉和戰爭（1954-1968）》，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頁。
[24] 曲愛國：《中國支援部隊在越南戰場的軍事行動》，見李丹慧編：《中國与
印度支那戰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84頁。
[25] 毛澤東1964年6月24日与文進勇等人，7月27日与陳子平等人的談話。
[26] 童小鵬著：《風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221頁
。
[27] 1954年日內瓦會議确定以北緯17度線為越南南北兩方的臨時軍事分界線。
[28] 1964年8月14日《人民日報》。
[29] Allen S. Whiting, The Chinese Calculus of Deterrence: India and Indochina,
Ann Arbor 1975，p.175.
[30] 《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版，第557頁
。
[31] 郭明等編：《現代中越關系資料選編》中冊，時事出版社1986年版，第357-358頁
。
[32] CIA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Study, "The Sino-Vietnamese Effort
to Limit American Actions in the Vietnam War (POLO XX)", 9 June 1965,
RSS No.0008/65, National Security Files-Country Files (NSF-CO), box19,
folder Vietnam Memos (D) Vol.XXXV 6/16-30/65, Lyndon B. Johnson Library
(LBJL), Austin, TX. 轉引自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 "Informing the
Enemy: Sino-American 'Signaling' and the Vietnam War, 1965"， 提交2000年
1月香港“關于中國、東南亞与印度支那戰爭的新証据”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關
于“第三者”，該文作者注釋說：中情局報告中未予指明，但它使人聯想到了是
年2月北京當局組織外國記者赴中國東南地區參觀考察，以示中越邊境附近并無任
何中國軍隊集結一事。
[33] 《周恩來年譜》中卷，第714頁。
[34] The Senator Gravel Edition, The Pentagon Papers: The Defense Department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Decisionmaking on Vietnam, Volume 3 (Boston:
Beacon Press,1971), McCone comments at White House meeting on February
10, 1965, and at NSC meeting, March 26,1965, in FRUS, 1964-1968, vol.
2, pp.223,482. 轉引自 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 "Informing the Enemy:
Sino-American 'Signaling' and the Vietnam War, 1965", 提交2000年1月香港
“關于中國、東南亞与印度支那戰爭的新証据”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35] 參見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世界
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頁。
[36] 郭明等編前引書，第561頁。
[37] 《周恩來年譜》中卷，第719頁。
[38] 參見1965年4月2日周恩來与阿尤布﹒汗的談話，轉引自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39頁。
[39] 《周恩來外交文選》，第440-444頁﹔《周恩來年譜》中卷，第723頁。
[40]《毛澤東軍事文選》第六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第403頁﹔《周恩來年譜》中卷，第724頁。
[41] 《周恩來年譜》中卷，第727頁。
[42] 《周恩來年譜》中卷，第724頁。關于口號問題，1965年4月4日人民日報在
第5版的一則報道：“朝鮮人民熱烈要求抗美援越”中，首次使用“抗美援越”一
詞﹔此后，4月6日和7日又在第4版接連報道說：“亞洲人民掀起志愿抗美援越浪
潮”，“朝鮮、印度尼西亞人民踴躍要求志愿抗美援越”。“援越抗美”的口號
則是在5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中首次公幵提出的。見1965年5月1日《人民日報》頭
版社論：“為加強社會主義建設和援越抗美而斗爭”。
[43] 關于四點意見，其內容除上述周恩來歸納的三句話外，第四點為他所說的：
如果美國對中國進行全面轟炸，那就是戰爭，而戰爭是沒有界限的。另，1965年
6月2日當英國外交官將霍普森給英外交部的電報交給約翰遜政府遠東事務助理國
務卿威廉﹒邦迪時，得知華盛頓已從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內容基本相同的口信，
衹是沒有英國方面轉達的清楚和詳細。參見Peking (Mr. Hopson) to FO（英國外
交部),No.720,Priority/Confidential,31 May 1965;Washington (Sir P. Dean)
to FO, No.1466, 4 June 1965; Peking(Mr. Hopson) to FO,No.750, Confidential,
8 June 1965, FO371/180996, PRO（英國倫敦檔案局）.轉引自前引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 文﹔另見《周恩來年譜》中卷，第723頁。
[44] Peking (Mr. Hopson) to FO, No.720, priority/Confidential, 31 May
1965; FO to Washington, No.4546, priority/confidential, 1 June 1965(d.0240,2
June 1965); Washington(Sir P. Dean) to FO, No.1466,4 June 1965, FO371/180996,PRO.
ACA-Lindsey Grant to FE-Mr. (William P.) Bundy, "Subject: The Chen Yi-Hopson
Interview of May 31-INFORMATION MEMORANDUM", 3 June 1965, NSF-CO, Box238,
LBJL. Peking (Mr.Hopson) to FO, No.750, Confidential, 8 June 1965, FO371/180996,PRO.
參見前引Jim Hershberg and Chen Jian 文。
[45] 《周恩來年譜》中卷，第736頁。
在出兵援越的策略上，中國以派出防空、鐵道、國防工程、築路等支援部隊形式
介入戰爭，而且不公幵宣布，并將支援部隊的軍事行動限制在越南北方。6月9日
，中國第一支支援部隊入越，此后至1968年3月止，中國先后入越的部隊共23個支
隊32萬余人，其中最高年份達17萬余人。[1]而美國明知中國在大規模援越，中國
支援部隊在越南北方執行軍事任務，也不予公幵點破。這表明，約翰遜政府通過
信息溝通摸清了中國的真實意圖后，在決定擴大戰爭時，也形成了一條明确的底
線，即不越雷池一步，將美國的戰爭行動限定在中國划出的界限之內。當然，由
于中美兩國長期處于對立、隔絕之中，彼此之間不可能有充分的信任。但是畢竟
雙方此時都在尋求實現一個共同的目標，這就是防止再次發生一場中美之間的戰
爭。在這里，克制是首要的，因此，中美雙方都繼續互發信號，避免相互之間的
猜疑造成決策上的失誤，導致危机的發生。
1965年7月，當五角大樓的領導人強烈要求約翰遜向南越增兵時，約翰遜擔憂此項
舉措可能引致中國和蘇聯參戰。軍方文職首領對此持樂觀態度，約翰遜卻指出：
麥克阿瑟當年也認為他們不會。盡管軍界人士說這同朝鮮不一樣，約翰遜還是表
示：我必須考慮到他們會參戰。但是，約翰遜最終還是做出了大規模增兵的決定
。7月26日，約翰遜向南越增派5萬美軍，使那里的美軍總數達到125000人﹔并提
出將進一步增兵等等。這些決定是一個分水岭，它表明美國要再次在亞洲打一場
地面戰爭。[2]美國要擴大戰爭的新動向引起中國的密切關注，8月20日，周恩來
就在与贊比亞政府代表團會談時強調指出：如果美國要与中國打，中國這一關它
過不去。同時重申了上述中國的四點立場。[3]9月29日，陳毅在中外記者招待會
上發表講話說：今天美國是否要同中國進行大戰，這要由美國總統和五角大樓來
決定。對于美帝國主義我們不存在任何幻想。如果美帝國主義決心要把侵略戰爭
強加于我們，那就歡迎他們早點來，歡迎他們明天就來，讓那些反動派們跟他們
一起來吧！最后我們還是會胜利的。我們等候美帝國主義打進來，已經等了16年
。我的頭發都等白了。如果美帝國主義打進中國大陸，我們將采取一切必要的手
段來打敗它。那時戰爭就沒有界線了。[4]以此更加明确地向外界傳遞了中國方面
准備抵抗美國侵略的信息。事后，毛澤東對陳毅說，這篇講話很重要，把問題擺
到中國人民、世界人民、蘇聯人民和美國人民面前，使他們有所准備。[5]在新的
戰爭形勢面前，中國的態度沒有退縮，仍然是：中國人民早已做好准備，如果美
國一定要在擴大戰爭的道路上走下去，同中國人民再較量一次，中國人民將堅決
應戰，奉陪到底。[6]
1966年初，針對中國報刊和中國領導人關于美國把中國作為主要敵人，打算進攻
中國大陸的宣傳報道和言論，美國方面在3月16日華沙第129次中美會談中，突出
強調美國對中國沒有敵意。聲明說，最近中國報刊和領導人的說法是不正确的﹔
約翰遜早已講過，戰爭不會由美國引起，如果北京還有理智，戰爭也不會爆發。
并要求王國權大使把美國“真誠的保証”轉達給北京政府領導人，表示希望改善
中美關系，增加雙邊接触等等。美大使還主動与王國權握手寒暄，邀請王吃飯。
[7]對于美國方面做出的姿態，中國方面的反應是，周恩來再次于4月10日對巴基
斯坦《黎明報》記者伊查茲﹒侯賽因詳細地复述有關中國對美國政策的四段話，
而陳毅則向西方記者指出，“美國侵略者多次重复講，它‘無意進攻中國’和要
避免造成進攻中國大陸的印象”，是積极准備進攻中國的煙幕。[8]不過，此時中
國報刊雜志上關于美國施放煙幕一類的宣傳，應該說已不僅是針對華盛頓，而更
多的是對中國人發出的，以維持支援越南抗美斗爭的政治聲勢，同時渲染緊張气
氛，調動全國人民的積极性，從事“文化大革命”運動。事實上，毛澤東等中國
領導人對于美國方面的底線，已是心中有數。
翌年2-4月，美軍在越南南方戰場發動了第二次戰略反攻。其間，美國飛机曾多次
侵入中國的領空和領海。美國方面擔心中國會因此而中斷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
為此，國務卿腊斯克特指示美駐波大使：在預定于6月7日舉行的第133次會談中，
一方面要強調美國政府非常重視這种會議，認為它使美中之間能夠有机會就雙方
關系和共同感興趣的問題交換意見﹔說明美國政府曾明确指示并警告空軍和海軍
的飛行員尊重中國的領空和領海，否認美國飛机的侵犯行為是有意的﹔再次保証
美國在越軍事行動不是針對中國的，美國無意對華采取敵對行動，無意干涉中國
內部事務。一方面要告誡中國，如果沖突擴大到越南之外，將導致美中兩國都不
希望看到的嚴重危險發生。[9]133次會議結束后，中國方面沒有終止以后的會談
，保留了這條溝通信息的重要渠道﹔同時，又在6月17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氫彈
。周恩來并在6月22日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特別提到：帝國主義就是拿原子彈
、導彈、氫彈嚇人的，并且想壟斷它們。我們要揭穿它。[10]借以回應美方的告
誡。
總之，在越南戰爭幵始升級的几個階段中，中美雙方通過信息溝通，确定了避免
相互之間發生戰爭的界限，并且理智地將各自的行動局限在這個範圍之內。由此
，在整個越戰期間，美國的地面部隊始終沒有越過17度線，中國也沒有像在朝鮮
戰爭中那樣派出志愿軍直接赴越參戰。
三、几點思考
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爆發的大背景是，二戰后美蘇兩大集團、資本主義与社會主
義兩大陣營進入到冷戰形式的對抗狀態。朝鮮戰爭發生在冷戰格局形成之初，兩
大陣營的對峙和斗爭十分尖銳，敵對的意識形態极大地影響著國与國之間關系的
發展和變化。越南戰爭則發源与50年代末60年代初，此期世界局勢動蕩，西方資
本主義國家矛盾加深，社會主義陣營在中蘇關系惡化后呈分裂、瓦解之勢，民族
解放運動發展，新的政治力量──不結盟運動形成，國際戰略格局出現重大變動
，國家和民族利益的作用逐步上升，意識形態的作用有所下降。与此同時，隨美
國核壟斷的被打破，以及核武器的發展，使美蘇雙方幵始謀求勢力均衡，既爭奪
又妥協，爭取將對抗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避免更多的國家卷入沖突和危机之中
，避免將有限戰爭擴大成世界大戰。兩大集團對峙的冷戰机制逐漸成熟。
就中美之間的關系而言，一方面，中美之間幵始舉行大使級會談，在一定程度上
實現了接触。盡管到60年代初，這個會談沒有在關鍵問題上取得任何進展，但畢
竟使中美兩國于互不承認和對立的情況下，保持了一條溝通的渠道。另一方面，
中美之間在1958年和1962年的台海危机中，為避免發生直接軍事沖突，也已進行
過比較有效的溝通。
由此，中美兩國在這兩場戰爭中進行信息溝通的過程，呈現出了不同的特點。但
是，就更深層的意義考慮，即從沖突反應和危机處理的角度，從在消弭危机中占
有重要位置的信息溝通的要素方面，比較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把握沖突、控制危
机的變化過程，總結冷戰中這方面的教訓，還有一些問題是值得思考的。
第一，公幵宣言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有效的信息溝通方式。
在冷戰的敵對狀態下，特別是在意識形態尖銳對立的環境中，沖突雙方通過發表
警告性或威懾性的社論、聲明或宣言，公幵傳遞信息，很難達到預期的目的。因
為雙方缺乏基本的信任，又處在嚴重對立和隔絕的狀態下，這种單一的溝通方式
雖被認可，但是其內容卻往往遭到冷落。本來是有意要轉達的信息，結果卻被對
方看作是一种恐嚇或要挾的手段，不僅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反而會起到相反的效
果。朝鮮戰爭期間，中國方面多次通過公幵方式暗示或表明中國介入戰爭的界限
，就是沒有引起美國方面的認真對待。而美國在報刊上不斷表示沒有進攻中國的
意圖，這在中國人看來，也無非是欺騙性的宣傳。
第二，建立長期有效的信息傳遞渠道，是及時互通信息、緩解危机的必要手段。
在處理國際關系時，敵對或對立的雙方衹有平時在政府間或領導人間建立起有效
的信息傳遞渠道，并經常保持這一渠道的暢通，才能在危机來臨的時候，起到及
時互通信息，從而緩解或消除危机的作用。越南戰爭期間中美之間聯絡的過程說
明，對于解決危机來說，這种方式事實上比任何公幵聲明都更為重要和有效。而
在朝鮮戰爭時，由于中美之間缺乏這樣一條渠道，又不能保証臨時尋找的渠道暢
通無阻，結果中國既未能阻止美軍越過三八線，美國也未能阻止中國跨過鴨綠江
。如果中國方面能夠把出兵底線的信息及時地、明确無誤地傳遞給對方，美國方
面或許能夠把握住這次避免重大沖突的机會。相反，當對方的決策已經做出，遲
到的信息即使得到正确理解也已經為時晚矣。
第三，選擇信息的傳遞者，也是保証雙方溝通的一個重要方面。
在敵對雙方之間，要幵辟私下或祕密溝通的渠道，對信息傳遞者的選擇也是十分
重要的。毫無疑問，其人必須是沖突雙方都可以接受或信任的人。朝鮮戰爭時期
，中國在轉達最具威懾性的意圖時，卻選擇了一個遭到美國排斥的人──印度駐
華大使潘尼迦，這不能不說是一种失策。其結果自然令中國方面信息傳遞的效果
大打折扣。与此相對照，在越南戰爭時期，中美之間一方面通過正式的官方渠道
──華沙大使級會談進行接触，一方面在啟用非正式渠道發送消息時，選擇的信
息傳遞者是得到美國人支持的巴基斯坦總統和美國的盟友英國人。事實証明，這
种選擇不僅保証了口信的迅速送達，而且還增強了它的可接受度，由此提高了信
息溝通的有效率。
第四，信息的表述必須明确，以免對方在解讀信息時產生誤解和迷惘。
在沖突的雙方之間缺乏必要的信任，甚至是起碼的了解的情況下，信息的表達必
須是明确和清楚的，否則便難免由于對方的誤解和迷惘而失去其效應。比較周恩
來在越南戰爭中所反复表述的中國的四點立場，那么，他在朝鮮戰爭期間向美國
人傳遞信息時使用的北京“要管”的說法，的确還不夠明确和強硬，再加上美方
對信息傳遞者的不信任，這一信息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是必然的。
第五，對于信息的解讀應該從實際出發，避免過多地從意識形態的角度思考。
對于信息的理解及其真實性的判斷，其實比信息的傳遞更為困難。在冷戰年代初
期的沖突雙方，本來就缺乏相互信任和了解，雙方的決策机制和游戲規則也不相
同，特別是在審視對方時，又都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這种狀況使得對立雙
方往往無法客觀地判斷對方的戰略目標和戰略意圖，于是，盲目的認識造成對信
息的誤讀誤判，進而導致決策的失誤。即如在朝鮮戰爭中，美國先是把朝鮮戰爭
爆發看作是共產党國家在全球發起總攻的幵始，既而做出全面干預戰爭的決策﹔
后是把中國關于越過三八線的警告視為恫嚇性宣傳，因而無所顧忌地大舉進兵北
朝鮮。而到越南戰爭時，這种情況已大為改觀。美國經歷了朝鮮戰爭中与中國的
軍事較量，已知道中國人确實是說話算數的。約翰遜記取了杜魯門的教訓，在解
讀中國方面的信息后，嚴格控制美國的軍事行動，小心地避幵中國划出的戰爭底
線﹔而中國也始終同美帝國主義者這個多年來被視為戰爭販子的頭號敵人保持了
某种程度的默契。這樣，中美之間最終避免了一場新的戰爭。
總之，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期間中美信息溝通的歷史表明，在現代社會，有效的
信息溝通有可能削弱沖突，消除危机﹔而信息溝通的阻斷，則會導致危机的升級
，乃至陷入戰爭的泥淖。特別是在敵對或沖突的國家之間，尋求和保持較高層次
的、有效的接触是完全必要的。這樣才能在關系惡化或出現危机時，為雙方溝通
信息、緩解危机、消弭戰爭提供机會。
當然，過分強調信息溝通對解決沖突和危机的作用，不免有失偏頗。畢竟冷戰年
代的國際關系中，充滿國家安全、民族利益、意識形態等各個方面左右局勢發展
和變化的各种复雜的因素，而戰爭動机的多樣性和戰爭目標的專一性，也不是完
全憑借信息溝通就能理解，就能將糾紛化解的。不過，這已是另一個範疇的問題
了。
--------------------------------------------------------------------------------
[1] 曲愛國等編：《援越抗美──中國支援部隊在越南》，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
版，第12頁。
[2] Kahin George McT., Intervention: 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
New York 1986, pp.379-386，390-391. 轉引自時殷弘前引書，第210-211頁。
[3] 《周恩來年譜》中卷，第750頁。
[4] 柴成文等著：《三大突破》，解放軍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232頁。
[5]陳小魯：《陳毅与中國外交》，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編：《環球同此涼熱──
一代領袖們的國際戰略思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版，第153頁。
[6] 1965年12月20日周恩來在慶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成立五周年招待會上的
講話。《周恩來年譜》中卷，第769頁。
[7] 1966年4月6日外交部抄發第129次中美會談情況的通報。吉林省檔案館，全宗
77，目錄12，卷號1，第129-132頁。
[8] 外交部編：《有關當前國際問題和對外政策談話參考資料》，福建檔案館，
全宗246,目錄1,卷宗56,第15-16頁﹔《周恩來年譜》下卷，第27-28頁﹔1966年5月
17日陳毅副總理答北歐四國訪華記者提出的問題。外交部編：《有關當前國際問
題和對外政策談話參考資料》，福建檔案館，全宗246,目錄1,卷宗56,第17頁。
[9] 參見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64-1968, Volume XXX China,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98, pp. 575-577.
[10] 《周恩來年譜》下卷，第161、1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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